《瞭望东方周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和发展基础在哪里?

辜胜阻：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土地红利”和廉价“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不仅容易导致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会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生活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具有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转型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要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特别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靠创新引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新型城镇化要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农民工培训工程，大力提高进城劳动者素质，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用而不养”的局面，使农民工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在中小城市创业，使就业者变成创富者，并以创业带动就业。

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城镇化不应是一种政策选择，而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或者说，有学者在讨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的背后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定位。你认为，政府、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分别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辜胜阻：城镇化是市场的产物，推进城镇化要尊重客观规律。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两只手”相结合，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在加大政府对城镇化的财政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建设。

一方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探索多种形式的民间投资模式，通过采取招标、让民间资本直接参与、特许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更多地吸引民间力量参与城镇建设。

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包括城镇建设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非农企业产权制度、城建用地制度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同时，政府要推进民营企业在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建设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公平待遇，为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舆论普遍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你刚才也提到政府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那么你是怎么看待户籍制度改革的?

辜胜阻：户籍本身只是记录和提供城乡居民信息的载体。但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人们自由迁徙。现在户籍不仅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农民工和市民，而且成为分配公共资源的依据。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要推动嵌入户籍之中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要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而且需要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这一系统工程，决定了改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