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泡沫以及投资市场泡沫阶段尽可能多卖地，地方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根据管清友、郝大明在《土地财政还将延续》一文中所列举的数据，2002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高达2880平方公里，2003年和2004年都在1600平方公里以上，2011年达1842平方公里。2002~2011年城市累计征用土地面积16300平方公里，相当于城市建成区面积新增的83%。

同期，我国城市化率从37％上升到51.3％，2011年首次突破50％，但其中包含不具有城镇户籍的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按照宽松的常住人口标准，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14.3个百分点，但按照户籍标准，我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据测算按照户籍计约40％不到，去除2002年常住人口的水分，我国在十年间城市化率提升了10到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市面积已经新增了80％以上。什么叫做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就是，把成本留给后人，把收益与投资全部留给自己。

房地产价格大涨必然推高基础产品价格，推高实体从业者的成本，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者，能够做的就是尽快投资，锁定投资成本。

土地财政从我国香港借鉴而来，一个城市的土地财政系统已经触发不可控的风险，遑论960万平方公里遍地如此。

《华尔街日报》声称，中国香港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特区政府的利益参与其中几乎注定会产生泡沫，而当房价下跌时，没有人愿意接盘。

不止如此，我国香港的高地价与高房价推高成本，产生了实体经济挤出效应，财富集聚在房地产与金融大佬手中，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香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房地产市场高度垄断导致税收税源较窄。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着力培养雄厚的实体经济的大国，这剂毒药就能致命。

把70年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纳入土地基金分年使用，让政绩工程无处落地；大力改革税收体制，涵养税源，最终挤出土地财政，是救命之策。（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