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被打破
指挥部的广播又响了,这一次签订协议的村民数量又有上升。
郑海平明显感到主拆派的人无处不在,不仅是指挥部的人,还包括一些村民,“指挥部提供金钱奖励,对普通村民不断渗透,承诺如果动员扒掉一个房,再奖励5000元。”
这一说法无法从指挥部核实。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多个拆迁村采访时,不少拆迁户均提到“扒房有提成”一说。北街村村民张永全说:“我们家的房子没有签协议,很多村民都找上门来,说如果签协议了那就算我名下。他们经常来给我做工作,三天两头找上门。”
在庙街村的几天,“扒房”也成了村民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此时已是农历腊月,按当地风俗习惯不搬家,但是,指挥部雇佣来的村民在庙街四处活动,说服渐渐熟悉的村民。
“你看那些就是指挥部的,他们和普通村民是一样。”郑海平对记者使了使眼色,指着两个从路边走过的人说。他说:“这些人也经常找我,有时一天来两次,谈天的内容就说拆迁是大势所趋,服务大局。”郑海平日益感受到村民间的情绪,“一些熟悉的村民突然开始做起了你的工作,要你签协议。”
庙街村分为郑、张、陈、杨、赵、原、苗等几大姓氏,每个姓氏最初都源于同一个家族,所以同姓的人往往以“家人”相称,构成了农村熟人社会分子之一。扒房让这个熟人社会产生了“裂变”。村民赵海程说:“原来邻里关系都很和睦,现在拆了房的和没拆房的,看到了都不说话。”
“裂变”不仅出现在一个村,一个家族内部也出现裂痕。以赵家为例,共有40多户“家人”,其中10多户已经拆了。赵海程哥哥的房子也拆了,“最近还几次来做我的工作,要我扒房。”
赵海程说,由于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经90岁,小辈们只能自顾不暇,在拆还是不拆的问题上,他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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