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公开征求意见。除了扩大保护对象、夯实保护责任等新要求，《条例》中“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这一新提法，引发了关于“历史建筑应该怎么保护”的讨论。

乍一看，“转让”“出租”等字眼似乎和“保护”背道而驰。但就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而言，保护和利用本质上并不冲突。过度开发、大拆大造，显然不可取。反之，“铁将军把门”，则可能导致管理缺位，最终落得残破凋敝。从现实来看，历史建筑是分级管理的。有的确实不能“用”，但还是得“护”好。而更多的则是可以“用”的，那就要在“用好”中“护好”。诚如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所言，“保护古建筑不是要长期封闭，而是正常使用、修缮，它才会健康。”作为古都，北京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存。这也决定了保护利用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借助“市场之手”盘活社会力量，无疑是务实之举。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冻结式”保护行不通，很大程度在于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割裂开了。放眼世界，其实很多历史建筑都在合理利用中焕发时代光彩。比如荷兰林堡省一座建于14世纪中叶的教堂，被改造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现代书店。斑驳的教堂穹顶壁画与现代图书、音像制品并存，给游客带来了奇妙体验。北京近些年也进行了探索，万松老人塔经过修缮，以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实体书店“多重身份”对外开放，不到400平方米的院落每天吸引着上千人次前来参观。可见，历史建筑所承载的价值并非只属于“过去时”，它们也能很好地“活”在城市更新之中。让历史建筑与现代生活实现相互供养，不仅能拉近与民众的亲近感，夯实遗产保护的群众基础，也能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反哺保护工作。

当然，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并不意味着放低利用门槛，反而是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利用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相关的开发必须建立在科学、具体的规范之上，绝不是天马行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消弭历史建筑的厚重感与文化味。对此，《条例》中给出了一系列“底线”“边界”。另一方面，历史建筑有其公共属性，开发利用不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尤其是眼下，不少老建筑还在发挥着居住功能。因而保护利用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居民需求、公共服务等，在唤醒历史记忆的同时，留住城市的文化乡愁。

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让历史建筑融入城市发展，在人间烟火的浸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保护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也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