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明星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政策建议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工作论文在比较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控制措施后认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难以识别，但杠杆和信贷的急剧上升理应引起高度警惕。同时，泡沫破灭后治理的成本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更高的杠杆率会带来更高的泡沫破灭后的治理成本。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杠杆和信贷的迅速上升，泡沫破灭后的损失和各国的治理成本近乎是天文数字。10年过后，今天的全球各国的央行都格外关注资产价格、杠杆率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来自那场金融危机的教训。

用什么办法能有效调控房价控制风险呢？坦率地说，做得好的国家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教训。不过，从错误中学习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我们来看看这些教训是什么？

第一，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一定有效，且代价高昂。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传导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房地产繁荣和泡沫仅仅是部门性的而不是整个宏观经济过热，那紧缩的货币政策代价可就大了；另外，在繁荣向泡沫演化时，更高的利率根本无法浇灭投资者的热情，而贷款难度的提升只会驱使投资者寻找不受监管的融资渠道。

第二，交易税理论上能有效地使得市场降温，通过限制投机活动降低泡沫发生的概率。更高的房产税率能降低房价，但并不能阻止繁荣和泡沫的出现。而在繁荣和泡沫出现时，房产税的制定者反而面临社区居民要求降低房产税的压力，这使得房产税作为一个反周期的工具大打折扣。对于按揭贷款利息抵税，该政策其实提高了房价。

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被认为能直接作用于住房市场且代价较低。即要求银行在住房市场繁荣时增加资本金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同时提高首付比例，还要控制按揭者的债务收入比率。这些措施能有效减低杠杆比例和泡沫发生的概率同时增强银行系统在泡沫破灭后的应对实力。

对于中国来说，相对于国际经验或教训，尽管当前居民杠杆率显著上升，但首付比例一直控制得不错，对于一度盛行的各种首付贷和消费贷我们也能及时刹车，住房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很稳健，M2低增速也成为常态。这些都是我国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有利条件。同时，我国可以采用的政策工具更多，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土地，可以采取限购、限售甚至限价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控工具。不过，这可能同时也是劣势，因为这些行政性措施的副作用也非常显著，甚至容易伤害到真正的自住需求，比如当前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大幅上浮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央行的差别化房贷政策要求。同时各种需求限制措施并不能真正消除需求，反而使得需求信息失真，这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对于当前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坚持前述的宏观审慎监管，同时希望这些城市能真正落实打破土地垄断供给、调整建设用地结构增加居住用地比例，同时，通过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切实推进租购同权分流住房需求从而改变供求态势。在行政性调控方面，保留限购政策并将其长期化制度化。另外，应通过完善中国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施对住宅持有的调控，并开拓更多稳定收益型的房地产投融资渠道；对首套房购买者，为防止商业银行在紧缩性调控中容易提高贷款利率，除了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应尽督促之责外，还应该有切实的激励措施。比如，可以对首套房贷规模和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通过这些措施，最终控制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风险并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王业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赵奉军系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