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国务院发布通知，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将原本中央97%、地方3%的比例分享，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

即便在股票交易创历史新高的2015年，这项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减额度约为75亿元，影响很小。

但印花税的调整只是个开端。财政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要全面推开“营改增”，剩下四大行业为营业税的主体，占营业税比重超过67%。

有地方财政系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四大行业纳入“营改增”，会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影响，中央与地方收入恐怕需要进一步调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财政部目前正在研究“营改增”之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调整的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营改增”之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方向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另一个是将其他税种划归地方。

印花税调整地方减收约75亿元

上述通知称，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国务院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现行按中央97%、地方3%比例分享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源集中在拥有证券交易所的上海和深圳，北京的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即“新三板”）也有少量贡献。

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包括A、B股）总成交金额为125.8万亿元，深圳股票交易金额约为122.5万亿元。2015年两市股票交易总额约为248万亿，约为2014年交易额的3.3倍，进一步刷新历史记录。

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政策为，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出让方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授让方不再征收。

即税率为1‰，由出让方一方承担。2015年248万亿元成交额，贡献证券交易印花税约为2500亿元；地方分成比例为3%，即归属地方的收入约为75亿元。

将原本属于上海、深圳的30多亿元，上收到中央，这对于地方财力已经突破5000亿元的上海、2015年地方级财政收入达到2728亿元的深圳，影响不大。

在历史上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分成比例在不断扩大。从1990年税种设立之初完全为地方收入，后调整为中央地方五五分成，此后中央比例逐渐提高到80%、88%、97%，直到目前的100%。

提高中央分享比例有其合理性，因为股票交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股票，而不单单是深圳、上海的股票。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中央调控股市交易的手段之一，也有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央地关系调整的大方向既定，未来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与事权调整方向相适应，中央上收部分收入。

也有业内专家指出，这主要跟当前财政收入形势有关。2015年以来，国内增值税、进口环节税收等拖累中央税收收入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证券交易活跃，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了2倍多，将这部分税收上收中央，对上海、深圳影响不大，又能稍稍充实中央财力。

提高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

如果说75亿元的收入调整，可能主要受收入形势影响；2016年“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带动后续央地收入划分调整，将更多出于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年末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6年要全面推开“营改增”，将剩下的建筑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

从2012年1月份开始“营改增”试点，至今过去三年时间，但“营改增”的主体部分改革尚未开始。2012年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三大行业营业税占全部营业税比重为67.5%。

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剩下四个行业的营业税收入实现1.75万亿，占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比重为23%。

有地方财政系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前“营改增”试点的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税收增长虽然快，但在地方收入中占比较低。房地产、建筑、金融等行业收入份额较大，“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地方财力会受到较大影响。

营业税原为地方主体税种，完全归地方所有。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两者分享比例为75%和25%。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原来完全归地方的税种，若变成地方分享25%，会对地方财力造成冲击。

中央财政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营改增”的全面推开，会带来后续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系列调整。其中，核心的是事权划分，事权划分到位后，与之相匹配，在进行税种划分和转移支付安排。

刘桓表示，营业税全部转为增值税后，央地收入划分上，一方面需要提高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另一方面还需要给地方一些其他税种收入，如部分消费税、房地产税等。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无论是提高到四成或五成，会增强地方招商引资动力，加剧产能竞争，进一步扭曲地方政府行为。

张斌进一步指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中央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比如90%的收入全归中央；同时，要拿出部分归属中央的增值税返还给地方，比如拿出一半的规模，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则，如与地方常住人口或消费总额指标挂钩，转移支付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