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首次针对房地产泡沫出台16条调控措施，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在16条中，国务院要求建设部牵头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房企展开全面检查；对金融机构和土地部门开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限令其脱钩；对注册资金虚假、没有开发能力及偷税漏税的经营单位予以查处；购地后一年内投入资金不足购地费25%的立即收回土地。

　　1994年，上海开始实施蓝印户口制度。蓝印户口是指在上海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被上海市属单位聘用的外埠来沪人员，在具备一定条件下，经公安机关批准登记后加盖蓝色印章，以示户籍关系的户口凭证。这是上海对外来常住人口首次实行的户籍松动政策。外埠居民按定款定点购买上海商品房后可获上海市民待遇的政策引发上海首轮房地产开发热。直到2002年，随着蓝印户口的取消，上海购房移民的历史才得以终结。

　　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亲自主导了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其间，他提出坚决制止金融领域的乱集资、乱拆借、乱办实体。强调用改革手段进行“铁”的整顿，并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短短两个月里，中国宏观调控初见成效，储蓄上升，汇率平稳，房地产热降温，金融乱象渐渐好转，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也出现明显回落。嫉恶如仇是朱镕基的个性。此前，他还在上海推行住房制度的重大改革。

　　1996年，深圳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举行落成仪式。这座高达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世界第四高楼，由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熊谷组公司以1.42亿美元联合中标。整个建筑由68层的商业大楼、33层的商务公寓和5层的购物中心三部分组成，构成了现代大物业的气势。它不仅成为了深圳今后不可或缺的城市符号，也翻开了中国商业地产的“新地标”概念。

　　1997年，如同瘟疫般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香港，终使疯狂投机的香港房地产业遭受灭顶之灾。地产泡沫破灭后，港人财富六年间蒸发2.2万亿元，每位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元，有十多万人由百万“富翁”一夜间成为百万“负翁”。如香港艺人钟镇涛因炒房欠债2.5亿多港元，最后只得黯然破产。此轮泡沫的破灭，不仅造成楼价一路下跌，香港从此也陷入长达56个月的经济大萧条。可谓灾难深重、教训深刻。

　　1983年，32岁的王石离开广东省外经贸委，加盟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并于次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日后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从而正式拉开他在中国房地产业史诗般、画卷式的人生序幕。王石的面孔意义，并不在于他领航着中国内地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而是他作为中国企业家领袖级人物所表现出的专业、率真、从容。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价值，甚至要超过他传奇般的登山和航海经历。

　　1999年，全称为“中国国际房地产与建筑科技展览会”的中国住交会在深圳孵化成功，并敏锐抓住住宅市场化的机遇破壳而出。当年，这个展会只是一个普通行业展，而在经历和陪伴了中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10年后，住交会终于麻雀变凤凰，跻身与德国慕尼黑地产节、法国戛纳国际地产投资交易会齐名的全球三大房地产展。这个从深圳起航，辗转上海，最终泊入北京新国展的地产展览航空母舰，让国人享受到了“中国地产节”带来的全民欢乐。

　　2000年，由深圳万科、北京华远等17家知名开发商组成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简称“中城房网”）在上海发起“新住宅运动”。这一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住宅产业创新开始进入行业自觉。”“新住宅运动”开始不断反思当时商品住宅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反省既往住宅开发中的贵族化倾向，提出以舒适、实用、经济为前提，研究、开发满足普通居民的居住需求。开发面向普通人的住宅，正是市场经济民主性的体现。

　　2001年，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这是时隔7年后房企上市大门的重新打开。1993年，为制止当时过度炒作的房地产热，国务院发文禁止房企上市融资。此次房企上市禁令的解除，表明房地产业继“海南泡沫”后的又一次高速升温。令人玩味的是，就在房企上市解禁后不到三个月，《福布斯》公布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榜上，就有半数以上的地产富豪榜上有名。

　　2002年1月5日晚，鹏润家园静苑A座2501室业主遭不明身份人袭击。随后从司法部门传出消息，行凶嫌疑人为鹏润家园保安部经理尹某。在业主筹备组交涉下，开发商次日允许业主汽车驶入园区，同时所有值勤保安统一着装上岗。任何无证保安与业主发生冲突，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承担全责。鹏润家园事件的发生，表明已有更多业主学会利用《物业管理条例》展开维权。标志着中国业主在居住权以及公权意识上的不断成熟。

　　2003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首次明确了房地产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两个月前央行抛出以“严格房地产贷款发放”为基调的121号文的纠偏。时任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的谢家瑾表示“文件的核心就是搞活房地产市场”，潘石屹则认为这是“让房子获得了更大自由”，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更将其比作“行业发展的新里程碑”。

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而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取代，这就是“8·31”大限。为跑在大限前将“地票”变现，一些付不起高额土地出让金的房企纷纷抛出“卖地”信息。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抢地”风潮也愈演愈烈。

　　在房价不断攀升的2005年，市场已无法找到中低价位的住宅。于是一个既闪烁着民间智慧，又透出民生酸楚的新词汇“房奴”在坊间流传，成为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以国内名词解释:“房奴”是指房贷还款额超过月收入50%以上的家庭。当年的3月、4月、5月国务院连下三道金牌要求企稳房价。然而戏剧性的是，“房奴”的处境非但没在今天得到改善，反而在此轮金融危机面前，因就业状况恶化更受拖累。

　　2006年4月26日，深圳市民邹涛在网上发表了《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号召市民3年内持币待购，不要买房。同年11月28日，首个发起合作建房的于凌罡也对外宣布，他已瞄准北京海淀区花园路25号地块准备投标。这两股草根无意间的汇合，不仅获得广泛声援，还在各自阵营形成了“粉丝”效应。这股力量的兴起，预示着中国楼市的话语权，已经不完全“一边倒”地掌握在地产商手中。

　　2007年12月13日，在第二届“海螺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说，“我承认楼市确实出现拐点”。此言被认为是他在为万科全面降价作舆论铺垫。“拐点论”见于媒体并被一定程度放大后，广州、上海楼市闻风而动，不仅万科多个主力楼盘有10%到15%的降价，在全国也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并最终成为中国房价下行的历史“大转弯”。同时“拐点论”也彰显出在我国推动保障性住房的民生意义。

　　2008年9月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西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恢复房地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市民购买商品住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此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开表态“救市”的头号文件。随后，有二十多个省市陆续出台了形式不同、强度不同的“救市”文件。虽然正反两方的意见最后没有定论，但随之而来的“扩内需、保增长”政策，却为2009年房地产发展目标和方向确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