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前日本外交官：中国如要征房产税 不该放任地方炒地价

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近邻里，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和中国关系跌宕起伏、却又相映相照紧密纠结在一起。

即便不谈不太久远的过去，只是最近这10来年，在诸多节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剧增之时、中国地产价格一次次飞涨之时，日本之于中国，总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无论中国对日情感状态如何，理性上却总将日本作为中国发展的镜鉴。

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持续至今的隐忧：中国能否避免步日本后尘，饱尝地产泡沫破灭的苦果？在2006年、2013年、2016年，这一忧虑不时在公共舆论发酵，并赢得广泛共鸣。

那么，作为经济发展“东亚模式”的开创者，经历了从经济追赶到泡沫破灭完整过程的日本，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中国如此重视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又何以隐忧久久难去？

受致力于推动中日交流合作的非盈利机构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的邀请，笔者日前赴日采访、参观一周，期间得以与独立经济学者津上俊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津上俊哉曾长期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作，1996至2000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因而对中日两国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在采访中，津上俊哉频繁强调，希望中国不要犯日本在发展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但在他看来，中国虽然非常重视吸取借鉴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吸取的教训很多恰恰是错的。

中国与其重视产业政策，不如改善经济环境

记者：关于日本经济，中国媒体过去通常的说法是“失去的十年”，但也有讲，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并不明显，但通过海外投资而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津上俊哉：日本企业在海外比较活跃，以前被看作是日本产业的流失；现在认为，是请这些企业到海外给日本打工、赚钱回来。日本企业可以在海外设一个公司生产产品、销售，然后把利润拿回来，而未必需要在日本国内生产产品再出口——这不失为一个办法，特别是在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否则，在日本勉强维持制造业、利润很低，也未必是个好的办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日本企业适应目前经济环境、选择的结果就是这样。

记者：在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通商产业省（后改为经济产业省）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曾在经产省工作过，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产业政策问题，你怎么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产业政策退出了吗？在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津上俊哉：在经济发展非常幼稚的阶段，是可以有产业政策的，因为课题很简单。比如：需要电力、钢铁、煤炭，这时把贷款等经济资源向煤炭、钢铁等特别需要的产业倾斜，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阶段，产业政策还是有效的。不过，这样的发展幼稚期经常时间很短，接下来，就是“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我并不相信政府官员能看准下一个爆发的产业会是哪一个——官僚没有这个能力。

我在经产省的时候，负责过几个行业，但很有意思的是，经产省特别努力发展的几个产业，结果都是失败的。尤其是石油和飞机制造这两个产业，是经产省特意培育的，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

就石油产业而言，因为当时是以美国为主的——当然，也有些欧洲的——行业巨头垄断，这个垄断的力量很难抗拒。所以，产业政策的力度不够——这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有时候需要看美国的脸色有关。特别有战略性的石油行业，不能如电机这样一般的产业相提并论。

就飞机制造业而言，可以看空客的例子。空客由欧洲4个国家合作，现在相当成熟了；但刚开始的10几年，空客的赤字是百亿美金级别的。因为民用飞机，像波音、空客，开发一个机型，比如波音777，订单在500架以前，基本是赤字；超过500架之后，到六七百架，才开始盈利，之前是非常非常大的投入，日本当时负担不起这个投入。并且，也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一个行业投入这么大一笔钱——还有电子、汽车等很多产业需要发展，怎么可以都倾斜在飞机，这就不能说服国内舆论，所以产业政策的力度也不够。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有几家航空生产企业，想让他们形成空客那样的一家企业，很难，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整体合作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对产业政策的看法比较悲观，特别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性的方向是什么，只能是“看不见的手”来决定。

记者：日本当时培育石油、航空产业没有成功，现在中国这样做，是否有可能成功，毕竟国内市场够大？

津上俊哉：以国内市场为主，中国可以做；如果需要海外资源，像其他国际能源巨头那样有很多海外销售，说心底话，中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海外市场，需要公信力，而国外基本是把中国的石油公司看作是政府的。

记者：既然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告别幼稚期后起不了作用，那政府还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津上俊哉：那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尽可能的降低税负、改善法治环境。对企业而言，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所以如何提高可预测性，是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需要做很多。但发展哪一个行业，官僚不能出面。

现在中国每制定一个引导性的产业政策，比如风电、太阳能发电，结果全都是产能过剩。所以，在很幼稚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可以做，而中国早已“毕业”了。

中国不会经历日本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破裂

记者：日本经济经历过繁荣到泡沫的完整周期，经济高增长期结束后，往往产生很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但人们担心除了债务问题，是否还会连带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津上俊哉：如果社会问题主要是指“就业难”导致社会动荡，这是中国的强迫症。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蓝领和白领。对蓝领部分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早已过去了，2007、2008年就是拐点——后来工资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为什么？就是劳动力供不应求，严重的“蓝领荒”。比如，初中、高中毕业后，在制造业、第三产业就职的十几岁的年轻“90后”劳动力，现在每年大概有1500万、1600万；十年前，这类年轻的“80后”劳动力，每年有2500万！所以，新增劳动力规模现在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大学的升学率，十年前不到20%，现在是40%，那么，做蓝领的年轻人口差不多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劳动力那么迅速的减少，还在谋求7%以上的经济增长，对我来说，是开玩笑的。中国劳动力供给根本对应不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左右就结束了，后来的高速增长只是人为勉强维持的——代价就是目前的高负债。

就白领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毕业后有的也很难找到好的岗位，这在将来会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解决吗？我觉得不行，解决方法肯定不是以投资为主、以高负债为主的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我听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不一定要找到大企业的岗位，认为与其那样不如自己创业。所以，白领要做的事情的内容，比十年前有很大变化。

记者：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高负债问题，汇率和房地产是中国人当前比较关心的问题，日本20多年前在汇率和房地产方面经历过很大的震荡，在这些方面你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津上俊哉：我不相信中国会经历像日本20年前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的破裂。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级市场还是个卖方市场，而且卖方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卖方垄断的市场，很难泡沫破裂，至多是有价无市。所以，中国的市场调整应该会是花很长时间慢慢来做。

日本的土地价格，以1992年为100，8年后的2000年是25，跌了75%！这就是日本的泡沫破裂，中国的土地市场不会经历这么剧烈的波动、破裂。但是，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市场调整需要很长时间，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病要治愈，需要的时间也长。而且，日本虽然从100跌倒25，很痛苦，但是这意味着调整结束了，调整结束后日本就有了“REIT市场”——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的金融产品。因为以前日本土地非常贵，不能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金融产品——成本很高，收益很低，但房地产泡沫破灭、土地价格跌下来后，房地产投资的成本跌倒一个合理的水平，就可以做这种金融产品了。所以，泡沫破裂接下来日本的金融产品非常发达，这是坏消息之后的好消息。但如果市场调整很慢，就不能期待这样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