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才”，是2020年底的热词。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已有上海、天津、苏州、青岛等多个城市争相在吸引人才方面下功夫。

去年底，广州在原有引进人才入户的渠道上，将“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入户条件放宽为参保即可入户。同时，计划新增新的差别化入户渠道，只需大专或技校学历、28周岁以下且缴纳社保满一年，就可在广州7个非中心城区落户。

面向“十四五”，加快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被誉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新的“增长极”。

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人口流向从“孔雀东南飞”到往中西部回流，再到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和中西部回流并存。无论流向如何，人口往大城市靠拢是必然的趋势。

从城市到都市圈、城市群，城市不断吸引人口，通过促进人口等生产要素更为自由合理的流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结构性的活力。广州等大城市不断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后，实质上也是在抢占都市圈时代的先机。

吸纳人才提高城市竞争力

2020年，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又拉开大幕。仅在去年12月，广州、无锡、青岛、福州、苏州等至少5个城市发布新政吸引人口落户。而纵观全年，上海、天津、重庆、杭州、苏州、青岛等10多个城市纷纷放开落户限制。

从这些城市的落户政策中可以发现，与之前相比，此轮“引才”浪潮，无论大中小城市，对争夺人才的渴望程度越来越大，入户门槛创“新低”，优惠政策创“新高”。

一方面，各地对学历、年龄、社保等落户限制越发宽松。如上海新增应届本硕毕业生直接入户的高校名单，降低留学归国人员社保门槛；广州制定差别化入户公开征求意见，只需满足大专或技校学历、社保满一年、年龄28周岁及以下就能在7个非中心城区落户；福州直接实施“零门槛”落户，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业限制；苏州则更进一步允许“租房落户”，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

另一方面，租房购房优惠、创业奖励、一次性补贴等措施不仅成标配且力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如天津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对顶尖人才可以采取“一人一策”方式给予支持，给予最高10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和最高200万元奖励资助；杭州则增加了对高层次人才的补贴，最高甲级人才将按照“一人一议”的方式，购房补贴800万元。

“省会城市乃至一线城市也加入‘抢人大战’，说明这场‘战争’已经白热化。在其背后，抢的是人口红利，抢的是城市竞争力。”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谌新民认为，吸引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是城市应对老龄化趋势加剧、生育率下降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新旧动能切换的机遇。

“以广州为例，一二三产业齐备，产业结构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优化、升级，需要高端人才和技能人才支撑。外围郊区的这种需求更强烈，此次差别化入户正是顺应了形势发展需要。”他分析道。

新一轮“抢人”也透露出城市重新定义人口作用的信号。在谌新民看来，人才不是成本而是资本，人口流动的背后是资本的流动，随人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力、消费力和生命力，所以人口不仅自身带来资本，同时也在吸引资本的流动，是城市长远发展之道。

这也正是“抢人”大战的逻辑，城市拼抢人才、人口，就是为了适应城市区域经济竞争的需要，积累人才和人口基础，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拥抱新经济、新消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放宽落户条件延续人口红利

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城市的活力在人，未来也在人。“人”既是人才，也是人口。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广州凭借较快的发展速度、一线城市中最低的生活成本，保持人才稳定净流入。2015年至2019年，广州连续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超过40万人，累计流入222.54万人。在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中，广州在2019年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百强中排名第4。

即便自身具有强大的引才能力，广州仍然在不断放宽入户门槛。在2020年末，广州就发布了两个重磅消息。一是在原有引进人才入户的渠道上，将“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入户条件放宽为参保即可入户。二是计划新增新的差别化入户渠道，只需大专或技校学历、28周岁以下且缴纳社保满一年，就可在广州除了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4个主城区以外的7个城区落户。

可以发现，落户门槛的放宽，更多惠及的并不仅仅是高精尖人才，而是处于中层的人才。这表明，广州既要“抢才”也要“留人”。

广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来穗人员融合行动长效机制，完善积分制入户政策，放宽外围城区落户条件，推进来穗常住人口市民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撰文指出，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将带来劳动力逐步短缺的现象，放宽入户门槛一方面维持着城市化的推进，延续人口红利，让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同时支撑投资和基建的有效转化。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上，广州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占比达70%。服务业需要大量的服务性人口，不管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差别化入户，还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推进来穗常住人口市民化，都有望带来或者留住从事生产环节里辅助性岗位以及生活服务业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形成互补的劳动力结构。

人们来到广州成为市民，他们不仅将在这座城市工作，同样也将在此生活。“他们是城市的生产者、创造者、消费者，既提升有效供给，也创造巨大需求，将不断促进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消费需求和结构上，人口落户在外围郊区将进一步推动需求侧改革，用需求牵引供给，进一步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激发内需潜能。”谌新民表示，以往常说“人要跟着产业走”，但城市通过吸引高素质人才，同样也能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吸引和支撑优质的产业落户。

放松人口落户门槛，为人口流动解绑，降低城市人口流入挡板。实际上也是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行政手段干预转向更充分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的调配作用，促进人口等生产要素更为自由合理地流动，实现高效公平配置。

人口集聚为都市圈发展蓄力

我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大时代。

当前的“引才”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按照经济学原理，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

去年5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公布的《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到，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其中，广州要与佛山、肇庆、清远、云浮、韶关共建广州大都市圈。

从最初的广佛同城，到广佛肇经济圈、广清一体化，再到如今的广州都市圈，广州的核心位置不断加强，辐射范围越来越广。谌新民认为，进入都市圈时代，“大广州”希望如大东京、大纽约等都市圈一样逐步实现同城、融城，就要进一步解决人口流动的限制。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了8.48亿人，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了60.6%，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

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指出：在美国，1950—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之后更是由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全国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纵观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城市人口规模越大，经济体量越大，而经济体量越大，就越能够吸引人口到来。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0“引人才、促就业”中国城市大数据分析报告》提到，从城市群角度，同样也显示出求职人群流动的惯性倾向。求职人群主要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群内进行求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城市的新增求职者，42.47%来自于大湾区城市群内部。这也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在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路上需要推动人流交往，尤其是进一步畅通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动。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都市圈的协同也有了另一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深意。

“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加强都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使周边地区得到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打通和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经济循环，变“大树底下不长草”为“大树底下好乘凉”。

在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是被视为下一轮增长的动力。人往城市走固然是规律，也是城镇化的结果，而在吸纳更多人口的背后，广州正为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