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霞:中国城镇化仅到韩国80年代水平

来源:地产中国网 2014-11-18 15:27:00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王振霞博士

地产中国网讯 “如果来判断一下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和哪个国家相似,我们认为和80年左右的韩国比较相似。”在11月18日举行的2014年首届中国城市(镇)运营商大会,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王振霞博士如是说,我们的城镇化率2013年的时候是53%,而韩国2013年的城镇率是56%。

【专题】首届城市(镇)运营商大会暨2014中国城市(镇)运营商百强推介活动

【实录】首届中国城市(镇)运营商大会

对于以往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问题,王振霞表示,无论是中国的城镇化还是工业化,还是经济发展模式,从金融的逻辑来讲,都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以投资拉动的模式,而投资拉动所依靠的就是信贷的整体扩张。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这个金融逻辑是难以继续发展下去的。因为从区域的角度,每个个体、每个局部都在发展,把局部的行为加总在一起,就会使得国家经济经常处于过热的状态。

在谈及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的金融导向时,王振霞指出,一是要为了满足城镇化发展多层次、多角度、多需求的需要,要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金融体系,要重视地方债、国债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大金融改革的继续推进。但是在大金融改革背景下,需要明确的两个方向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用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改革来配合金融政策的转变。

“此外,城镇化不仅是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如果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来看,金融应该回归最基本的职能,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以及个人的生存和经营。”王振霞如是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振霞:非常感谢大会能有这样的机会邀请我来到这边和各位学习,并且分享我们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研究结论。

今天下午的圆桌会议主题第一个是由我来汇报我们的研究,关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政策导向的问题。给了这个命题作文之后,我们也在讨论如何用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人均GDP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表述,以及城镇化的水平进行了一个国别的比较,这个PPT是从1980年到2013年这么长的时间段等分,86年、96年和13年,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到底在国际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个图是1980年的时候,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其中红色的小圆点是世界平均水平,80年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城镇化,中国都处于世界比较落后的位置。那时候我们人均GDP只有300多美金,城镇化水平不到19%。从80年之后,经过十五六年的发展,到了96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人均GDP的增长水平要快很多,其中大家看到第二张图是96年的时候的发展阶段,当时距离世界的平均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到2013年的时候,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非常明显的追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城镇化率2013年的时候是53%多,和世界平均水平是比较接近的,虽然计算人均GDP还是落后,但是我们城镇化的进程是非常非常快的。

从国际经验来讲,通过和发达国家、欧美国家以及亚洲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比较,中国的经济发展按人均GDP计算,城镇化的推进,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期。如果来判断一下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和发达国家比较相似,我们认为和80年左右的韩国比较相似。按照不变价计算人均GDP,2013年韩国的城镇化率是56%,比我们高三个百分点,我们现在所处的水平和韩国1980年是非常相似的。无论从学术界还是实业界大家都认为中国城镇化率需要继续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在城镇化或需要加速、还需要不断推进的阶段,我们已经出现了在发达国家城镇化历史过程当中,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说如学术界在总结日本东京都地区90年过度城镇化,由于东京人口聚集规模过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城镇化过程当中非常令政府、令社会非常头疼的问题,三个M,时间成本的提高,环境污染,犯罪率的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这是日本90年左右对东京都城镇化过程当中的总结。可是现在中国大城市的聚集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三个M带来的困扰。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收入水平在不断拉大。这张图代表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特别是在城镇化推进非常快的近十年,城乡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有研究显示,中国城乡和区域收入水平的差距,可以解释60%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原因。

虽然我们的城镇化还需要不断推进,但是推进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很多困扰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就此可以推断说,我们为了缓解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放松城镇化率的提高水平呢?其实国际上有很多经验给了我们一些教训,比如在90年左右的时候,很多研究者和日本政府认为东京都地区过度聚集带来的大城市病,严重危害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质量。所以有意的建造东京都副中心,以缓解它作为首都功能区的一些功能。也就是90年的时候,东京推出了首都功能区的分散,建立了七个副中心,来分散它的功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缓解城镇化过程当中的政策举动,而导致在那个时期日本经济的严重下滑,学术界称为“失去的十年”。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有意的政策来放缓空间聚集,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从国际背景来看,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还要研究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以避免国际大城市在城镇化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金融这个功能,城镇化过程当中金融的逻辑是怎样的演变,要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金融功能的一些转变。无论是提到中国的城镇化还是工业化,还是经济发展模式,从金融的逻辑来讲,都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以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所依靠的就是信贷的整体扩张。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这个金融逻辑是难以继续发展下去的。因为从区域的角度,每个个体、每个局部的都在发展,把局部的行为加总在一起,就会使得国家经济经常处于过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使得制定整体信贷政策的金融系统是非常非常困难和头疼的,也可能会出现顺周期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城镇化和金融政策制定相互制衡的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依靠金融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各个部门来创新在新形城镇化过程当中金融的逻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从中国社科院以及很多研究机构研究的成果来看,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金融政策的创新导向应该从大方向来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为了满足城镇化发展多层次、多角度、多需求的需要,我们需要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金融体系,要重视地方债、特别国债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大金融改革的继续推进。甚至有学者提出,为了缓解城镇化过程当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均沾的问题,如何协调均等发展和兼顾效率的两个要求,我们可以探索建立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但是在大金融改革背景下,需要明确的两个方向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用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改革来配合金融政策的转变。这是从大的角度我们城镇化的推进需要金融所配合的逻辑之一。

第二个逻辑是,城镇化不仅是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如果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来看,金融应该回归最基本的职能。在城镇化推行过程当中,如果从中小企业、如果从个人城镇化的角度,如何把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化,如何把一个小企业变成地方就业的带动者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金融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以及个人的生存和经营。

从世界的主要国家城镇化的进程来看,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经验,他们虽然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资本体系,但是非常重视中小甚至小微以及个人金融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个人和小企业觉得金融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

实现这条道路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既可以依靠市场,也可以依靠政府。美国和印度是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金融创新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比如说从大的层面上来讲,美国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同时有中小企业管理局以及一系列的立法,以保证中小和小微企业甚至个人金融业务的发展。这是我们在美国访问学习和美国学者交流感受到最大的一点,他们既重视很大的东西,也重视很小的东西。有的时候很小的金融体系改革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印度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推进城镇化。这张图当中也有对印度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的研究,但是它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巴西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城镇化率很高,但是城镇化水平并不高,是贫民窟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并不是说城镇化高就一定好。但是印度在城镇化过程中推进了以金融体制的改革,首先建立中小企业银行、农村银行等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村业务的发展,还在探索以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自主联合经营,由自主联合制定预算、使用资金以及风险自负的政策导向。也有的国家是以政府来主导城镇化过程当中金融体制的改革,比如日本、德国,日本是很明显的通过产业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城镇化过程当中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经济和城镇化起飞阶段有很多风险是不可预测的,很多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需要政府的信用担保,日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在城镇化战略制定过程当中学习的一个榜样。

通过我们前面的表述大家也能看出来,无论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和我们并不在一个阶段上,对于他们经验的学习,要结合中国实际的国情予以推进。同时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关注的金融体制的政策导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在2012年的时候,周小川行长总结中国货币政策30年的演变,特别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在城镇化背景下遇到了哪些难题。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为城镇化,也要为其他领域的改革预留改革的空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周小川行长在文章当中提出一个问题,1999年中国实行了住房体制改革,原有的教师、公务员、事业单位不再实行分房制度,而实行自主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的目标的,但是为了推行这项改革,而不得不实行信贷扩张。这个例子在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个改革的大方向,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系列改革。金融政策需要为各项改革预留空间,不能盯住单一的某一个具体指标,这是未来城镇化过程当中金融改革的很重要的难点。

第二,经济手段的实施和行政手段实施的并存,会使得政策的效果产生顺周期性和相互影响性。比如2004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央行不仅实施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各地方政府也实施了紧缩地根的政策,在这种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的情况下,政策的效果和政策的方向以及持续的时间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从我们上述的汇报大家其实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从城镇化的角度研究金融可以总结成这样几句话。第一,我们在城镇化还没有完全释放改革活力的情况下已经遇到了诸多的问题。第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财政、货币以及行政体制各个方面改革的配合。第三,借鉴国际经验需要清楚中国的城镇化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哪一个阶段比较相似。第四,如何把它的经验和我们具体的国情结合起来。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和复杂的过程,但是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各位一起再研究后续更重要的问题,也希望我今天的一些汇报、粗浅的见解会给大家一些提示。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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