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家研究院院长 杨现领

杨现领：我总结下来，房产税大的趋向，就是八个字：两多一并，多措并举。2018年大家还要注意到，我们还是多渠道，多主体的一个住房制度改革，它不是一个体系建设或者怎么样，它已经上升到完全是制度建设的层面了。

这是大的方向，总体上我觉得还是要回归房地产的本质，因为说回归本质是有条件的，之前不能说这一块，之前想回也回不了。增长平台下来了，不太去追求高的增长速度的时候，房产税行业就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按照满足居住，特别是品质住房这个方向来发展。1998年的房改很明确把房产税定义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长期动力，实际上今年还是有很大的转移，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移，这是我的理解。

主持人冯伟：最早我们知道有一种经济适用房，我们现在说房子够，当年房子不够，好多时候把经济适用房都要拿出去投放市场，当时也是政府的一个举措，现在政府的保障就非常有底气，所有的保障房必须在一个闭环里面去循环，而且只增不减，不像以前一样多少个保障房都拿出去了，保障房越来越少，以后可能保障房会越来越多，都是在政府的闭环里面。这个政府思路，我觉得这种调控更从容了。

闫旭东：我非常赞同刚刚杨博士说的。我们不再需要房产税一定要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是太在意了，反而是在意质量。

杨现领：我最近在研究历史，我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从工业化时代这个大的浪潮里面，只要你迈进城市化，跟工业化这两大巨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住房这个问题，因为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农业进入工业，突然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住房需求，在农业时代的时候，住房是非常分散的，根据土地条件来居住的，很分散的来居住。一旦到城市里发现大量的人要居住在有限的城市面积上，这会带来非常多的压力。

英国最早工业革命，带来的住房压力是巨大的。美国也是，美国以前是农工制，它的住房也是非常差的，像新兴市场印度，他都是贫民窟，遍布全球的贫民窟，各个国家多少，中国其实没有，是因为你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分散了。美国是很典型，过渡市场化，一定是金融危机，欧洲就是债务危机，因为欧洲喜欢大包大揽，把福利搞的比较好，实际上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债务太多了，要么就是居民债务，要么是政府债务，总之是有很大的风险。日本其实也是一样，在快速的城市化里面，曾经几次遇到这种问题。

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因为大家总是说新加坡模式，说德国模式，他们都未必是最好的，德国模式未来不一定是最持续的，因为它的住房条件不一定那么好，而且住房老化，没人去修缮，中国模式却没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