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京城“老漂族”：人户分离 随子女进城照料小孩

京城“老漂族”

老人们迫于不同的形势，从全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说着不同的方言，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在他们的子女出生后，他们的父母也纷纷来到城市，帮着照料孩子和家庭。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者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专家认为， 城市“老漂族”的存在反映出家庭养老的合理性以及家庭育幼的必要性。老年人要走出家门，融入社区活动，暂将他乡做家乡，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出了小区大门左拐，过一个红绿灯，下一个路口有家小卖部，在小卖部那左拐，然后一直往前走就是小公园；而去超市则出门右拐，胡同口再右拐，过两个红绿灯……”

每次出门，张苗珍(化名)都要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

今年62岁的张苗珍不识字，来北京之前，很少出自己的村子，去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几年前，为了帮女儿带孩子，她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

“北京的太阳每天都从北边升起。”张苗珍常跟人开玩笑说。刚来北京，她在公交车上晕的一塌糊涂，一个多小时后下车时，虽然努力回忆老家房子的方位来确认方向，但每次都是错的。以后她慢慢习惯了用左和右来辨别方向……

和很多从老家来到北京的老人一样，她要适应的东西还有很多。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在他们的子女出生后，父母也纷纷来到城市，帮着照料孩子和家庭。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者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同时也带有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就是人户分离。城市‘老漂族’的存在反映出家庭养老的合理性以及家庭育幼的必要性。”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闺女的求助

不用闹钟，每天早晨6点左右，张苗珍就自动醒来。听女儿房间有小外孙吭哧吭哧的声音，看女儿房间的门开着，她便轻轻进去抱起孩子来到厨房，把孩子放在小推车上，然后开始做早饭。

早饭比较简单，熬粥，炒一个菜。7点钟准时叫醒外孙女。外孙女刚上小学，每次起床都很磨蹭。她一开始还很耐心地哄她，但随着钟表的分针慢慢移动，她便失去耐心大声唠叨起来，7岁的外孙女悻悻起床……女儿、女婿也起床了，匆匆吃完早饭上班，顺便把女儿送到学校。

然后，张苗珍给刚刚半岁的外孙子手里塞了一件玩具，边收拾碗筷边留意外孙的安全。收拾得差不多了，外孙子自己玩的已经很不耐烦了，张着手要抱，嘴里乱叫着。张苗珍一边哄孩子说“好了好了”，一边匆忙往奶瓶里装上热水、带上孩子的零食、擦手用的湿纸巾、备用的纸尿裤等，准备带外孙子去公园玩。

几年前，女儿刚生下外孙女，打电话希望她来帮忙坐月子。那个时候老家还正值农忙，张苗珍本能的拒绝，让闺女请婆婆去帮忙。但放下电话，张苗珍觉得心里不是滋味：闺女工作之后叫我去北京旅游，我高高兴兴地去了，现在闺女叫我去帮忙，我怎么能不去呢？于是连忙又回电话给女儿，改了口。来的时候带了几十个柴鸡蛋，那时候她自己养了十来只鸡。

就这样，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了“老漂”生活。

游本菊(化名)是退休之后来北京帮儿子带孩子的。一开始不想来，因为退休生活还没好好享受呢，但听儿子在电话里说得可怜，媳妇天天因为孩子和自己吵架，就答应过来带一段时间，但一来就走不掉了。儿子、儿媳妇工作忙，每天早上7点左右出门，晚上七八点才回家。回家之后吃饭、辅导孩子写作业、洗澡、睡觉……母子之间只有晚饭桌上才能说上几句话。

陈喜梅(化名)有5个孩子，5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在不同的城市上班。她帮在洛阳工作的大儿子带大了孙子，又帮在郑州工作的大女儿带大了外孙子，然后发誓说以后谁再生孩子也不带了。

但去年，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儿又怀了二胎。在女儿临产前一个月，不放心的陈喜梅还是和老伴儿告别，买了一张火车票来了北京。如今，小外孙女已经快一岁了，女儿工作忙，她也开不了口说回家。不久前，还把老伴从老家叫来北京。

老人们迫于不同的形势，从全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说着不同的方言，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带娃的辛劳

工作日的白天，张苗珍要独自承担起带外孙子的责任。虽然她之前已经带过孙子孙女，但岁月不饶人，年纪一天天大了，一天下来，等女儿、女婿下班接过孩子，她常常累得话都不想说。

吃完早饭，张苗珍通常会用手推车带外孙去公园玩2个小时，然后回家，路上经过菜市场顺便买点菜，回家之后哄孩子睡了自己再匆匆做饭、快速地吃饭。女儿如果有空回家给孩子哺乳，午饭就能按时吃上，如果有事回不来，吃饭就变得十分漫长，有时候干脆拿剩饭剩菜凑合一顿。

“男孩子越大越不好带，一天下来，真是提心吊胆、腰酸背疼。”张苗珍说。前段时间，她带着外孙子在公园里玩，在和别的老人说话的当儿，一个没留神，外孙子从婴儿推车里栽了下来，头着地，磕破一大块头皮，孩子哇哇大哭。她当时就慌了手脚，手忙脚乱地抱起孩子，生怕孩子摔坏了，也不管什么迷信不迷信，慌乱地趴在地上给孩子叫了半天魂……

“好在闺女没有埋怨。”张苗珍说，女婿也没说什么，我都想好了，如果女婿埋怨我就让他妈来带，我不干了。虽然她知道，让孩子奶奶来北京不太可能，因为孩子奶奶在郑州帮大儿子带孩子。

张苗珍最羡慕两个老人看一个孩子，“至少能互相说说话吧，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也有个伴儿，互相照应一下。”她向往地说。

丁女士的妈妈和婆婆都在北京帮忙带孩子。一个主要负责买菜做饭和家务，另外一个主要负责孩子。

“即使两个年岁差不多的老人，观念上、想法上也有很多不同，一大家人在一起，经常互相妥协的时候多，谁心里都难免委屈。”丁女士说，但也没有办法，两个孩子都还小，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请保姆贵不说，请到好的让人放心的保姆太不容易，与其在家政公司浪费时间和金钱，不如请老人来更划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穆光宗说，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模式的利好表现在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其弊端在于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容易产生摩擦和冲突，好在血浓于水。只要彼此怀着“家和万事兴”的坚定信念并付诸实践，代际之间和谐共生不是梦，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张苗珍的女儿如果中午回不来，经常打电话问需不需要叫外卖；女婿一到周末就主动承担起带孩子的任务，尽量让老人多休息，每次出去玩也都带着老人，让她和外界多接触……

“现在养孩子太精细，吃的、玩的、穿的都太讲究。我那时候5个孩子，也没有现在一个孩子的花费多。几个月大的孩子要智力开发，孩子懂什么呀？”虽然这样说，一头白发的陈喜梅还是拿起女儿给外孙女准备的“闪卡”，眯起老花眼睛，一字一顿地给孩子读起上面的字。

“老漂”的北京

有研究人员调研发现，没有来子女家生活之前，大多数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但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时间之后，这一比例明显降低。但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周六，已经9点多，游本菊在外面散步两个多小时后回到家，儿子、儿媳妇还在睡觉，做好的早饭还没有动，孙子已经醒了，一个人在家玩。游阿姨陪孙子吃完早饭，带着滑板车出去玩了。

“他们平时工作忙，到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可是早晨的空气好，带孩子出去玩玩不是更好吗。”游本菊无奈地说。她跟儿子也谈过，但夫妻两人一到周末就不想起床。久了，她慢慢习惯，也就懒得管了。

游本菊的周末，除了不用接孙子上、下学，大部分时间过的和平时差不多，买菜、做饭、带孙子，并没有因为儿子、儿媳妇不上班就变得丰富起来。儿子、儿媳妇除了要补平时没睡够的觉，大部分时间是在看手机或者在电脑前度过。

游本菊不明白，一个手机有什么好看的。直到有一次，儿子把自己淘汰的一个旧智能手机给她，并教她用微信和在老家的父亲视频聊天，游本菊才知道，现在的手机原来这么神奇，不用花电话费，就能说话，还能看见人。从那以后，她没事的时候就经常用微信和老伴视频，互相问候，说说孙子的趣事，问问吃饭了没有，吃的什么，老家或者北京冷不冷，哪家亲戚又有什么事情要随礼……

很多帮子女带孩子的老人都是母亲，父亲通常因为没有退休、住不惯城市或者有他们的父母需要照顾。因此，另一半成了他们最大的牵挂。游本菊每年能够回一次家，就是儿子休年假的那段时间。平时节假日，儿子也劝她回老家转转，但想到来回的路费和回家的花费要好几千块钱，她就说“算了”。

在北京这些年，游本菊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儿子家所在的小区附近。一个公园她已经逛得烂熟，一个不久前开业的商场也经常去逛，但很少买东西，因为她觉得那里的东西太贵了，她宁愿去稍微远一点的批发市场，反正孙子上学之后她有的是时间。

北京的名胜古迹，游本菊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最远的，她去过两次儿子单位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一次是儿子专门带她去，还有一次是自己忘了带家里钥匙去找儿子拿。电视剧是一件容易打发时间的事情。这几年，从家庭伦理剧到宫斗剧，从韩剧到玄幻剧，她都看得“不亦乐乎”。

像游本菊这样的外地老人不在少数。他们不会乘地铁，对北京的几百条公交线路望而生畏，也不会使用滴滴打车。他们知道北京很大，有好几个环，但更真实的北京，却是家附近的胡同、公园和菜市场……

今年年初，小区门口多了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会滚动播出一些社区组织的活动消息，儿子告诉游本菊要时常留意，有合适的就去参加，但有时候，参加活动会有本地户籍限制。

对此，穆光宗建议说：“城市社会在态度上对‘老漂’一族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分别心更不能歧视；在待遇上，要创造条件，给予其市民化的待遇，以博大包容的胸怀欢迎外地老年人共享社会资源，无论是专门的养老资源还是一般的公共资源。权利共享是最重要的社会共融。”

同时，穆光宗也建议老年人要走出家门，融入社区活动，暂将他乡做家乡，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家乡的眺望

游本菊原本想着，等孙子大了上小学就可以回老家了。但今年孙子都上二年级了，她还是没走成，儿子、媳妇工作一如既往地忙，晚上经常七八点下班甚至更晚，她要走了，孙子放学就没人接，儿子、媳妇回家也吃不上一口热饭。

“等再过几年，孙子大了能自己上下学了，我就真能回去了。”游本菊说。在老家，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还有自己说聚就聚的同事和兄弟姐妹。

张苗珍的老家，有她常常想念的孙子，有见面就能聊上半天的邻居街坊，还有她喜欢的每天晚上的扭秧歌。北京虽然也有人跳广场舞，但她每次都只在旁边看别人跳，自己从来不跳，一是带孩子时间少，二是觉得和那些人“不一路”，跳的不一样。老家还有挑高三四米、进深十来米的大房子，不像在女儿家，只能睡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还有很多老人和游本菊怀着一样的想法。陈喜梅也盼着回老家，这两年，她的右腿经常麻得走不了路，在北京看了两次都没见好。“医院的人太多了，去了得等上大半天，女儿、女婿都忙得很，再说了，在北京看病老家也不能报销，所以还是等回去再说吧。”陈喜梅说，女儿正在给孩子找托管机构，找好了自己就能回去了。

可是，总有一个理由让老人们留在北京。

孟秀霞(化名)的这一愿望就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几个月前，她的儿媳妇怀上了二胎。

“生孩子是好事，儿媳妇怀孕我肯定高兴。”孟秀霞说，但是，对于将来带孩子，心里竟存有一丝畏惧。今年66岁的孟阿姨和老伴几年前从山东老家来北京帮儿子照看孙女，但老伴患有老年痴呆，孟阿姨每天需要像照顾大孩子一样照顾老伴。现在孙女终于上小学了，就在孟秀霞考虑和儿子商量回老家的时候，儿媳妇有了好消息。

“大不了我再辛苦几年，只要这几年我的身体还好好的。”孟秀霞这样说时，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筋骨，看了看不远处对这一切浑然不觉的老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新生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