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了阿拉善项目，被关进笼子里

冯仑说，刘晓光这一生，如果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不是首创，而是阿拉善。

2003年秋天刘晓光第一次来到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看到严重的沙漠化场景，他跪地发愿，要做一件从防治阿拉善沙尘暴开始、保护中国生态环境的壮举。“我给100多个中国企业家打电话，有80多个响应了。王石派秘书来探，说如果是300万元以内的慈善就支持一下刘晓光，我说不是300万，只是100万，但要做10年，每年10万。”

王石要我在北京万科总部参加过阿拉善的会议，去体会最牛的一批企业家如何用制度“治理”一项事业。怎么发言，发言的顺序和规矩是什么，怎么选举，怎么定章程，他们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出发，争得不亦乐乎。刘晓光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创始会长，马蔚华是首任监事长，刘晓光到马蔚华那里串门，被拒绝，因为监事会是独立的，“会长不能又来掺乎监事会的事”。

冯仑说，阿拉善机构的历史，就是用自治和多数人有序参与的方法管好一个组织的历史，刘晓光原来要按照自己的剧本既导又演，经过多年博弈，用了各种办法，终于把他“关进笼子里”。

冯仑说：“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选举，创始会长要和所有人一样，只有得票足够才可以当选，没有例外。这个时候刘晓光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否定，欣然接受这个意见，乖乖地每次都来参选，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地准备、发言、拜票。刘晓光在他既不当会长也没有权力来改动章程的情况下，仍然亲力亲为每一次重要的活动，而且坚持亲临阿拉善第一线，在现场顶着烈日、迎着风沙，参与种梭梭、收小米。这样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创办人，终于赢得了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爱戴。”

“红血商人”的辛酸

当计委副主任被人求，做企业去求人；当官早批晚批一个文件差不多，做企业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刘晓光经历过难忘的过程。

“压力最大的时候真想跳楼！当时一只基金上市的前两天还有2000万募集资金没有凑齐，花了上千万的费用，5.4亿基金也没有募集到，那怎么回北京交待？”看着香港维多利亚海湾，他一支接一支吸烟，甚至和团队开玩笑，“你们先跳，我也跳。”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看凶杀片转移视线，另外学会自己的控制力，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只有几点到几点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去想。”

刘晓光有过很多遗憾。无论是2004年他提出拿出150亿元资金，派出150个人，奔赴150个城市，拿下150块地，还是尝试对首创进行所有制改革，与美国KKR和黑石合作，这些事都没有做成。

刘晓光喜欢画画写诗，2006年写过“国企难在哪”，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政府与企业争利，违背了市场规律”；“企业不是随意摆弄的对象，不是利益团体‘寻租’的温床”。他说过，“僵化的体制对已经成才的人是一种压抑，对于没有成才的人可能带来一种毁灭。”这个戴着镣铐的舞者，最终把情感都投入了阿拉善。

众所周知，刘晓光在2006年曾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被纪委带走协助调查，68天后才重回公众视线。扳倒刘志华的是郭文贵，刘志华挡了郭文贵盘古七星这个项目（当时叫摩根中心）的道，郭文贵没钱，一直不开发，土地被政府收回重新拍卖，首创集团和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竞得。郭文贵要报复刘志华，依靠国家安全部官员马健的帮助，策划了“视频丑闻”，录了刘志华的像进行举报。刘志华被带走调查后，刘晓光也因为和摩根中心的牵扯被调查，此后首创公告退出摩根中心。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本叫《蓝血十杰》的经管类图书很畅销。刘晓光曾说，我想改成“红血商人”，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但是我要等待好时机。他的朋友们都很希望把这段委屈的历史写出来，但不可能了。

重温第一财经当年对刘晓光的电视访问，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特别触动，一句是，“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梦想，有实现梦想的办法，就是企业家精神。梦想最美。”另一句是问他喜欢刘邦还是项羽，他说：“我喜欢项羽，气吞山河。”

梦想的美和现实的悲剧交织在刘晓光身上。现在他告别疾病的痛苦走了，愿天堂里有梦，单纯的梦，而再没有委曲求全的周折。

（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