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控制支配企业，还要国资国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源。在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资本主宰经济。没有资本所有权的公平分配就不能解决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到了今天信息社会，虽然知识和人的作用已空前提高，但是总体上看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尚未根本改变，而在资本相对稀缺、以私人家族企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福利制度的过度发展会导致罚勤养懒。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和财富很容易从高税收国家和地区流向低税收的地方，各个主权国家进行税收调节的空间又受到很大压缩。因此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撕裂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发达世界引起那么大反响的主要原因。皮凯蒂关于由各国政府协调、统一去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的主张被普遍认为太不现实。但他认为中国公有资本比例很大，如果实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和平衡，这种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会有助于实现更加公平和平等社会的观点倒是不无真知灼见。这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对马克思传统的一种真正继承。因为脱离了行政羁绊的公有资本参加市场化竞争取得收益，优于税收等扭曲资源分配的工具，有助于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市场化的公有资本倒确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对于中国这样容易在均贫富的极端平均主义和贫富对立这两极间震荡的转型社会来说，尤为重要。

但是，国家不控制企业，难道让私人和外国资本控制吗？这确实是问题的敏感之处。实际上，国家不控股并不等于国家不可以持有大股，国家不控股也更不等于就让别人控股。世界上经营最好的大型公司往往都没有控股股东，都是经营者支配。其实中国的一些著名优秀企业，也是经营者支配。如华为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阿里的马云，都不是公司的大股东，这样的公司恰恰都成为中国的一流企业。纠结于控股问题是我国股份制乃至混合所有制提出之后至今难以真正突破的关键。因为传统国家控股的管理方式、干部任用乃至职工身份与民营企业往往是家族性的控股完全不同，二者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控股与否就成为一个天然的分水岭和敏感的界限。结果不是各搞各的、不愿当配角陪别人耍，就是同床异梦、参股只是为了谋取短期特殊收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找到不纠缠于非要谁控股的共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0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应当说至今实际上并没有揭示清楚。须知，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相对于所有者自己控制和经营的古典企业制度而言，其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谁所有谁控股谁经营倒恰恰是古典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在资本主义的古典企业形态上，不完全契约的产权理论所说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是高度统一的，因而有效率的企业只可能是私有产权。但在现代企业制度形态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已不再对应和统一，这样就为各种性质的资本和所有权形式创造了共融的空间。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抓住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直到今天，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是私人控股和家族经营企业，实行的都还是所有者控制和经营的古典企业制度。这样，不仅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不能形成，而且国资国企的改革自然就难以有大的突破，混合所有制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万科之所以过去长期被称为企业改革的标杆和公司治理的典范，其实并不是他们做得真有多好（这次万科股权和控制权之争其实还暴露了他们在公司治理上的众多问题）， 而恰恰因为万科是国内罕见的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样本，也是国有企业作为第一大股东监督不经营的成功改革模式。这种模式尽管在今天的条件下还非常脆弱和不完善，但是确实代表了我们国资国企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经营者支配这个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呵护万科模式的真正原因。

来源：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