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实体企业忙“炒房” 源体制扭曲加剧企业负担

财科院对四大地区企业收回的有效样本问卷7867份，结果显示实体经济经营效益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如企业平均产值效益率从2013年的0.47%，下降到2014年的0.27%，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4.28%。

“搞实体经济的，辛苦招来工人、买来机器、生产经营下来，却不赚钱，远不如炒房收益来得‘短平快’。我在南京的几个朋友把厂子卖掉，旧厂房的地皮就抵得上原来厂房的利润，大家都炒房去了。”

9月25日，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降成本”相关调研报告的研讨会上，江苏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李豫平发出感慨，表示背后原因值得各方深思。

今年4月到5月份，财科院先后派出四个调研组，分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实地调研，了解各地企业经营状况，“降成本”现状及背后原因。

调研发现，实体经济确实承载较大下行压力，企业利润下行明显，企业应收账款、三角债问题增加。各地虽出台种类繁多，覆盖全面的“降成本”举措，但企业成本上升仍很快，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诸如税费、融资、人力、电力、物流等成本，均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降成本”要落到实处，要推动国企、金融、电力、税费等改革。

体制扭曲加剧企业负担

今年，各地均出台系列“降成本”举措，包括降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等诸多方面。今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也覆盖了上述各方面成本内容。

“降成本是企业微观管理层面的事——企业生产经营需盈利，必须要注重降低成本，照理说跟政府的关系不大。之所以上升到宏观层面，是因为企业成本的问题凸显出来，跟宏观环境有很大关系。”在9月25日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直言。

据了解，财科院对四大地区企业收回的有效样本问卷7867份，结果显示实体经济经营效益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如企业平均产值效益率从2013年的0.47%，下降到2014年的0.27%，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4.28%。再如，企业总成本费用占收入比重在2013-2015年均超过100%，表明总成本大于总收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企业经营形势严峻，有市场周期性因素，如外需低迷。李豫平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很多外贸企业订单锐减。企业利润走低，跟汇率走势有关，有些是宏观环境决定的。

比如去无锡调研出口外贸企业后发现，企业生产的睡衣发往美国沃尔玛超市销售，大概2-3美元一套，以前美国经济景气时，消费者一次性买一打，那时汇率是8块多；后来，美国经济疲软，睡衣消费量也少了，超市售价还是2-3美元一套，但汇率变成了6块多——企业盈利空间受到很大挤压。

此外，还有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成本的增长、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带来环保成本增加等，这些成本上升由市场决定，政府作用空间有限。

但调研发现，还有大量制度性交易成本、行业垄断、行政审批、管制等造成的扭曲，在吞噬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

如地方乱收费现象仍不少。调研中，不少东北企业反映地方垄断性收费依然存在，地方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评估费、产品检测费、罚款等依然很多。比如刻公章，去工商局指定刻章地点，一套收费1000多元，若不在指定地点刻章就不给备案。

此外，有东北企业反映诸如防洪基础建设资金、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会经费等收费不甚合理。比如工会会费按工资总额的2%计提，上缴市工会40%，60%企业留用。另外，地税局代征，要收取5%的管理费。对于一个8000人的企业，假如平均月工资3500元，每年需上缴市工会200多万元，这对于利润较低的企业而言，是不小的一笔负担。

再比如电力成本。东北地区资源富集，但工业用电价格高是东北地区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数据显示，2015年4月份，工业用电全国平均价格为0.79元/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平均价格为0.86元/度、0.92元/度、0.81元/度，均高于全国平均价格。

推动改革是根本

“大家都热衷去炒房，脱离实体经济，跟体制环境有关。降成本后续要有针对性的改革，尤其是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税费改革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

包括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统计局统计科研所所长万东华均表示，从宏观数据来看，国企面临的压力最大，降成本的重点应该放在国企上，要推动成本有效下降，只能通过深化国企改革来实现。

调研发现，一些国企效率低、冗员多、产权不清、竞争力弱等问题突出，冗员过多加剧企业成本，也阻碍了效率提高。尤其是东北地区，一些国企还承担大量社会职能，除了生产经营成本，还需承担其他社会职能，如供电、供热、供水、物业、学校、医院等。

实体经济盈利率低，也跟金融“脱实向虚”有关。调研发现，虽然从2014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降息降准，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仍然高企，如广州市商委调研资料显示，中小微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占融资总额的12%，远超基准利率。

此外，杭州市某超商企业反映，为获得银行贷款，除了利率上浮之外，必须配置其他存款、保险、代发工资等业务，导致企业财务费用增加而实际贷款额度下降，造成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高。

报告认为，当前金融还产生了一种“虹吸效应”，把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吸到金融体系中。报告建议，要破除金融垄断、鼓励竞争，拓宽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空间。

还有我国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也使得经济下行中的企业“税痛感”增强。带队去浙江、江苏、广东三省调研的财科院副院长王朝才表示，东部地区很多企业反映，企业还没开始盈利，就要交税，这反映了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

报告建议要优化税制，对间接税实行结构性降税，提高直接税收入规模和占比。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