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建筑远离建筑

阿拉维纳曾总结过自己面对的两大挑战。其一是如何向公众证明“建筑”不仅仅意味着额外的花费，而是具有实际价值，通过建筑设计能够把生活中复杂的事情变得简明清晰。另一个挑战是，怎样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在这里，前一个“建筑”是指阿拉维纳心目中的本质建筑，后者则是空洞腐朽的建筑界。他很在乎建筑与人之间真正的连接，比如跟街上的人聊天，他们对“空间”、“立面”之类的概念无动于衷，而最关心的是“月收入”和“街道安全”——这时他就会陷入思索——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每一个人都有想法，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该只限于建筑师。每个人都被社会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辐射这类的议题影响着，有太多因素存于建筑环境之中——而这些才应当是我们工作的起点。”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出于纯粹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试图通过建筑设计师的技术，让这些重要的东西得到真正的关注。”

在智利，建筑师受到各种限制，被迫不断地考虑现实可操作性，需要精确和耐心——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文化背景，更是由于自然条件本身。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北部有全世界最干旱的阿卡塔马沙漠、中部类似地中海气候，而南边则是巴塔哥尼亚高原。“这种地理上的多样性其实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相比历史更注重地理，空间比时间更为重要。又因为地震的原因，智利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为了对抗水平方向的自然力，而非垂直方向的重力。”没人比阿拉维纳更为深知自己的祖国特征，而这些都构成了建筑实践的大背景。

“我敢说，智利如今这一代的建筑师所具备的重要特质就是，完全着眼于本土的现状与需求，绝不会试图去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来证明自己。”他说，“处处艰难能够避免人们过分自信，也因此造就了建筑界整体较为朴素的作风。”

此前一直研究建筑现代性的裴钊认为，拉美人对现实极为关注，对现实的制约条件更加敏感。“所以他们较为理性地结合传统、现实与现代化。”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建筑师对现代性的理解“其实有太大的偏差”，“当年全力以赴学习欧美，发现现代化的问题之后，又全面后退把国粹传统搬出来，始终在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对此，张斌也深有同感。“中国建筑学其实像个跛脚的人。在资本权力体系下，建筑师能干的事情很狭窄，在权力体系下起到装饰作用、涂脂抹粉，不太能够接触到真实使用者本身。”他说，“大家还是想简单地做好一个好看的空间，而没有回到建筑本质——与人的生活相关，而不是独立的消费品。那种明星制的作品性的建筑师其实是在消费时代产生的异化结果。”

不过，在当下中国，也已经出现了一批建筑师或学者，他们愿意回归建筑本源，深入社区或乡村进行直接的干预工作。阿拉维纳对中国建筑界甚至社会来说都有着参照和启发意义。无论是他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社会封闭，还是豪宅与贫民窟两极分化的现实环境，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麻烦——他都希望最终能够以建筑师的智慧化繁为简，并且和文化学者、艺术家等阶层一起站在社会最前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