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主体界定。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此类农地背后，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等关系复杂，后续需要理顺和此类经济主体的关系，否则容易引起包括法律层面的纠纷。其次，对于“农地”需要界定清晰，否则容易存在侵吞农村耕地等资源的风险，进而加大对立面。

二是入市方案。事实上，浙江德清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农地入市的破冰之地是深圳圳宝安凤凰社区。但自2013年底，该区首宗农地入市拍卖后，一年多再无成功案例。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市国土基金和村集体六四开的分成比例等制度设计方案对于村民缺少足够吸引力。不过从目前大兴区农地入市的分配方案来看，利益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集体的一方。

而关于农地入市除了招拍挂外，还有租赁、入股的方式。在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看来，没有哪个方式更好，只有哪个更适合。以集体入股为例，每年有固定的分红，这保障了农民收益的可持续性。

三是利益分配。这是最大的难点，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不同于国有土地直接收取土地出让金，农地入市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方的利益。首先是土地出让金的分配，国家对农地不再拥有所有权，是否应分得此部分收益?如果分得，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其次，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表示，虽然土地属于集体，但是土地增值的部分来自于政府对于该区域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入和建设，政府有权通过税收等手段收回此部分增值收益。

此外，农地咸鱼翻身，想必很多人都想吃一口唐僧肉。农民的话语权虽然提高，但是对于利益的分配仍然没有决定权。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防止地方政府权力寻租、坑农的现象产生。

四是规划定位。关于农地的规划，这关系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的利益保障。集体用地流入市场，特别是在土地资源较为紧张的一二线城市，势必会引起开发商的争夺，而如何避免沦为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前期的土地规划非常重要。在大兴农地中，北京市政府曾表示，要严格控制住宅建设，以发展产业为主，更多是考虑农民的就业和产业增收。

严跃进指出，目前试行的农地多半是城市郊区用地，后续不能简单地打造成为产业园区等模式，应该积极和当地经济模式、需求模式挂钩，引入具备创新类的产业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