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之痛 “失控”的造城运动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但不断新建的楼盘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作为新上海人的文艺青年刘艺邦，在面对《东地产财经周刊》采访时，以贾平凹的话形容自己的故乡情结。

刘艺邦的故乡位于云南昆明与大理之间，被群山包围中的一个村庄。谈及三周前的回乡感受，他显得有些忧心： “故乡已经改变了模样，原本以为在大城市打拼疲惫了，可以回去故乡缓一缓，哪曾想家乡其实一点也不慢，因为它赶上了城镇化这趟列车，它在拼命的进行着造城运动。”

城镇化失控

刘艺邦的感受对应着中国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城镇化。偏居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镇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出来，但预计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层干部向《东地产》透露，为完成任务，一些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有的地方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大量已转户的人口享受不到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以及获得就业机会，这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有专家调研表示。“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的推进，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对城镇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刘艺邦所在家乡的群众有诸多怨言：把“农转非”变成一项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数字城镇化”只会带来“空心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