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将至，赵刚还无法确定回家过节的时间。

作为一名制定PPP项目合同的律师，在其2月份的工作日程表上标注得密密麻麻——2月1号在厦门参加发改委组织的PPP培训，随后要去参加财政部在某省发起的试点PPP谈判；随即飞往东北了解沈阳市地铁PPP情况，再前往洛阳参与亚洲开发银行PPP道桥试点；随后参加国开行江西赣州居家养老PPP试点项目的启动仪式；接下来是参加山东省PPP、天津某基金PPP、某市供水PPP和某市重点区域生态文化PPP项目的商业模式与交易架构设计；在此期间，他还要抽空参加中建一局二公司的PPP研讨会，中铁建广州白云山第二机场PPP的架构设计，以及保定东湖文化园区PPP实施方案。“难道PPP的大潮真的来了？还是地方政府欠债太多？”看着这份到2月18日的安排，他满脸疑虑地对经济观察报说。“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社会资本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参与政府发起的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模式，政府和私营企业将按照约定实现项目收益分配收益。

依照财政部规定，2016年起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其他项目将通过PPP形式进行举债。据接近财政部人士介绍，财政部对于PPP预期的近期目标是地方债务，破解地方债务无序扩张难题；远期目标为解决体制问题，即预算体制、财政体制问题，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目前市场统计显示，地方已经上报的PPP规模高达8000多亿元。对于这一新兴的融资方式，社会资本方面认为如果项目比较规范，还是很愿意用PPP模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则保持谨慎。

平安证券预计，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包括负有偿还责任、担保责任和一定救助责任）合计规模22-23万亿元。

2016年作为国务院43号文正式执行元年，除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万亿）外，省级政府仍存在2万亿的债务缺口需要银行和其他渠道来补充。

银行克制

据经济观察报了解，对于地方PPP项目，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总体上还是比较积极，如2014年，财政部的PPP示范项目池州项目进入的社会资本是深圳水务，后者由深圳国资委持有大股份，威立雅和北京首创成为另外的两个股东。

而北京的污水处理厂的PPP项目也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其中包括桑德环境、碧水源、北控水务、中节能水务、首创股份和北京排水公司等。与此同时，2014年，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在在北京做了4个垃圾处理厂的项目，其中进入的社会资本有绿动力、北控环保、首钢集团和北京环卫集团。

参与PPP项目操作人士表示，如果地方项目比较规范，社会资本还是很愿意用PPP模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力推PPP的热情形成反差的是，作为为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来源的商业银行，却展现出有别以往的克制。

刚从北京新机场项目中铩羽而归的某商业银行负责人孙明告诉记者，他们还不打算立刻将贷款资源投入其他地方政府推出的PPP项目中。据他介绍，其所在银行本想以PPP模式，在这项总投资规模799.8亿元的国家级工程中获得一份贷款份额。

但最终，相关部门选择了银行直接贷款加保险公司直接投资的方式。对于暂不考虑的原因，孙明总结为一点：有稳定收入、经营现金流的好项目，地方政府不用PPP进行融资；而不好的项目，商业银行不会介入。这是不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共识。

在中银国际编写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规及银行对相关业务的风险控制”认为，PPP存在期限和还款两大风险：PPP均是公益性项目，相比一般贷款期限更长。项目期内银行面临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将首先对银行安全形成影响；偿还项目贷款，一方面除了项目自身的经营收入，还需要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或财政补贴”等予以支持方能偿还融资。但涨价需要听证会，很多情况下政府想涨价却又因“民生”而不敢涨价。商业银行能否以“政府没有按约定涨价”来要求他们履行还款责任？

对此，一位参与财政部PPP政策制定的学者认为不无道理。据他介绍，较早前在有关部门组织的一次38位省会城市和大型地级市的市长的PPP学习班上，对讲师提出的PPP优势和好处，一位地方市长反问道：“全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做很多PPP，公共交通系统做完PPP以后，您能说出哪个收回来了吗？您知道我们这样一卖一买之间，损失有多大？”“他的提问代表了很多市长对自身利益上的顾虑。”这位学者说。“43号文”成为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关系的转折点。从原来一个谋求经济增长一个扩大经营规模的互惠互利关系，转变为两者都需要依照市场化方式来经营并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博弈在所难免。而契约精神成为促成两者合作至关重要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