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农民进城后,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的退出机制,尤其是宅基地有偿有序的流转。
第四,创新行政管理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我国拥有十几亿人口,却才有600多个城市,如果把小城镇纳入也不过2万多个。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城市数量太少了。下一步,住建部和民政部要确定城市标准,划定城市边界。一些县要变成城市,还有相当一部分特大镇也要变成城市,就是我们提到的镇改市试点。
在这四项专项改革试点基础上,还有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城市公共服务机制等七项综合试点。
对于在试点中可能出现的难点,乔润令表示,我国现有超过10万人的镇就有152个,其中人口规模在10万——20万的,达到小城市规模的就有142个。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的,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的有10个。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一些特大镇的财政收入年均可达几十亿元,按照现有的标准早已是市了。但因为仍为镇的体制,没有独立的财权、用人权、管理权、审批权,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受阻。
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开始了一些改革,比如扩权强镇,在现有体制下赋予镇县级或副县级管理的权限。这样的改革由于在法律上没有地位,随着政策制定者的变化,随时可能被收回。温州龙港镇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发展受到的掣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长大的成人还穿着小孩的衣服。”因此国家提出镇改市试点。试点的难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担心镇改市后会造成机构膨胀,一下子增加一两倍的人,会造成政府公务开支大幅增加;二是地方上也有障碍,原来主管这些镇的县不希望镇改市后分离出去。比如一个县发展最好的两个镇就这么分出去了,对县级财政收入影响很大,这涉及利益的博弈。
因此,在试点镇改市过程中,乔润令表示可能用以下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试点的思路是,如果镇的规模足够大,就应该作为县级市,变成省辖市。省辖市还有一种形式——地级市,这两种模式是可行的,叫做切块设市。而直接设镇级市,实行县管市,我们国家没有这种体制,我认为镇级市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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