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大特征,几乎衍生涵盖了目前土地出让金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由于增长迅猛,监管就显得要么力不从心,要么漏洞明显,怎么用、谁来用经常成为一笔糊涂账。2006年前,土地出让金的支出管理除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粗线条框架,具体使用上基本各自为政,导致当时在旧城拆迁尤其是农地补偿等方面对被征地方的亏欠;2007年新办法实施后,因为具体措施难落实,一些支出比如土地开发费等,随意性很大,很多地方土地部门根本见不到这笔费用。
由于体量巨大,导致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巧立名目圈地卖地。土地出让金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存量,一块是增量。存量基本在老城区,以旧城改造等名义挖掘殆尽之后,眼光大多盯在增量上,而增量基本在郊区农村。这些年一些地方不切实际地合并村社、规划园区,乃至逼迫农民上楼进城等,背后动机基本在此。同时,由于增长不平衡,导致后发地区“比学赶超”的劲头与步伐日趋加大,土地财政依赖演变为普遍症状。
土地出让金问题还有很多,此次专项审计后将有更多发现。不过,审计既是为了发现漏洞,更是为了堵住漏洞。从已有问题来看,当前关键要扎紧制度笼子,把已有的措施落实好。很多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在于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同时,解决土地出让金问题还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抓紧改革。在监管层面,要建立健全土地出让收支预决算公开管理制度,把土地出让金置于公开监督之下。
还要看到的是,土地财政依赖的形成,还与地方财力不足、事权相对较多的客观因素有关。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财税担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并没有因财力减少而减少,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出现了“他压”与“自压”叠加的状况,导致地方财政更多地与“土地财政”挂钩。因此,要利用当前我国财力不断增强的有利条件,通过税收等杠杠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效解决土地财政依赖。(原文来源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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