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属性，使得房地产调控在宏观调控与社会稳定两者不断地游离，以此构成近十年以来的调控政策框架。房地产也始终摆不脱宏观调控的要求和居民对房价高的指责，既要服从经济周期的大局，也要回应购房刚需的指责。这种扭曲的决策目标，也诞生了奇葩的政策——限购令。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就之一就是全国统一市场初步成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的流动，商品的买卖不再受到约束。但限购令使得户籍这种已经式微的落后社会管理工具，重新回到舞台，越来越强化。各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社保缴费年限、居住证、户籍等又被广泛应用到车辆上牌、落户、子女入学等领域。这是重大的历史倒退，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商品自由买卖以及全国统一市场的完善。“限购令”的推行中，各部委与地方政府大量违反《行政许可法》等上位法，也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重大倒退。

毫无疑问，不管房价是否进入下行通道，限购令这类行政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都应该立即退出市场。行政干预从来就无法解决价格的涨与跌，即使在表面上抑制了房价，也是有巨大的社会成本作为代价的，例如买不了房子的外地单身男女，买不了第二套房的富裕家庭。限购令之所以可以生效、抑制了价格，是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有违公平，与三十年的改革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分类调控被确立为未来楼市调控的主基调，继续维持“限购令”在调控中的使用，仍然坚持认为政府可以控制房价。然而，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从来就无法控制住房价，还会因为政策的时滞效应，顺周期扩大房价波动的幅度。2014年的房地产的颓势并不是限购令起作用了，而是经济增长下行，房地产市场的供大于求导致的。

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做的是顺应市场，全面退出限购令，撤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这也并不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下行时，政府要救市。很显然，即使政府可以救市成功，那也只是2008年的翻版，我们能否承受的了房价再上涨100%？世界上没有不跌的房价，一地的房地产市场，涨与跌反映的当地经济总量、公共服务等综合实力，下跌意味着城市综合实力在下降，政府要做的是拉动就业、改善公共服务。眼睛光看着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老想着控制房价，实属舍本逐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