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天津与河北签订两地协同发展的五项合作框架协议及备忘录，至此，京津、京冀、津冀三地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均已签署，作为新型城镇化样板工程的京津冀一体化走上快车道，而7月末的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更是拉开了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幕。对于处于低迷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尽管目前短时间内房地产市场尚不能扭转颓势，但品牌房企已经蓄势待发，紧密关注市场，适度拿地，增加融资力度，希冀抓住此轮新型城镇化机遇，在未来十年，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一、京津冀合作协议签署，新型城镇化试点全面推进

（1）京津冀互签协议，相互合作框架搭建初步完成

8月24日，天津与河北签订包括《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推进教育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津冀（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框架协议》、《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和《交通一体化合作备忘录》等5项协议及备忘录。

加之此前北京与河北、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分别签署的多个合作框架协议和备忘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导下，作为新型城镇化样板工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走向实质阶段。

（2）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地明显加快，各地积极推进试点申报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并批复同意建立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15个部门负责人参与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此之前，发改委已会同中央编办、住建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并从五个方面对开展新型城镇化做出了顶层设计，并要求各省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在8月底前上报发改委。

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主要包含五项任务：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四是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展改革探索。

此次综合试点工作的重点为“镇改市”，即选择10万以上人口的建制镇开展设市试点。《通知》要求每个省（区、市）要选择不同层面的市、镇进行试点，数量控制在4个以内，《通知》指出：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按照城市设置和简化行政机构联动原则，探索新设市城市的行政管理模式，合理增设城市建制，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列入国家试点范围，可争取到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

《通知》下发后，各地反应积极，部分地区早已着手安排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甘肃省提出从2014年到2016年底，利用3年时间，在全省15个县（市）和30个建制镇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并初步确定兰州、庆阳、金昌、敦煌4市和凉州区黄羊镇、陇西县首阳镇、甘谷县磐安镇等三镇申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湖北省确定武汉市、鄂州市等5市申报试点。目前江苏、江西、佛山、贵州、东莞、德州等省市也都在积极部署新型城镇化工作。

（3）酝酿十年，厚积薄发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最早源于2003年，2003年十六大报告首次将新型城镇化的雏形——“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并将大众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为其初步内涵。在此之后，新型城镇化经历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四化”、十七大确立“新五化”、十二五深入指导实践等几个阶段，新型城镇化思路逐步清晰。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为主要任务，并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新型城镇化落地逐步加快。

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多元资金保障机制等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任务，并对2014年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在此指导下，我国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于2014年3月正式印发，并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等目标，新型城镇化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