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财务视角看，任何急于摆脱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费作为财力来源的仓促做法，都值得商榷。

　　首先，土地财政不是短期形成的，自然也不可能短期就被房地产税或其他税种所取代。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土地价值不会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存废而消失，如果不通过价格作为配置土地资源的主要方式，行政划拨或者其他方式会带来更大的寻租空间。

　　其次，探索中的房地产税要替代目前近4万亿规模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还需要相当时日。即使把我国现行税种中收入最大部分增值税全部划归地方，其规模也不过大约28000亿元。

　　再次，在地方融资平台规模已经不小，地方自行债还处于试点阶段的情况下，保证地方财政不出现大的风险，是理性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欧洲与美国的债务危机，既体现在主权债务方面，更体现在其基层政府层面(如底特律政府的破产)。

　　最后，要摆脱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就需要尽可能创造制度环境，渐进式地摸索中国道路。最初，中国改革实践解决问题的方式，属于是直捣黄龙式，即想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随着改革深入，这样的直接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少，大量剩下的“硬骨头”都是要通过综合性手段来化解。

　　摆脱土地财政的出路，既要为地方政府寻找替代的财力来源，更要在“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土地二级交易市场建设、住房与土地信息公开联网、合并或减免现行的土地与房地产税费、取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前期铺垫。没有这些工作，房地产税探索会遇到相当的阻力和压力，而且实际效果也很可能会与预期不一致。

　　应确保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费总规模大致不变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房地产税改革与土地出让金转型体现了财税改革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但直接关联的内容远不止于此。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密切相关领域，都很可能受到这项政策调整的显著影响。

　　实际上，基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融资需求的土地相关税费政策，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这也是控制土地相关税费收入无限度上涨的基本原则。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看，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费的一个共同点是收入规模与公共服务资金需要相对应。此种安排既考虑到维持财政收入可持续性，也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那么，此项改革背后，蕴含着户籍自由迁徙、弥合收入分配差距与统一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刚刚做出的战略部署，而“自由迁徙”的预期目标，更是写进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户籍制度改革是人口管理政策调整，更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不可避免会加重。这时，土地财政转型的压力不是变小了，而是增大了。房地产税改革的动力也在于此。

　　收入分配改革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已从工资薪金所得的差距，拓展到财产收益领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不仅在税制结构上存在不完整，也可能导致收入分配调节缺少抓手。此外，广义的收入分配改革还囊括了政府间收入分配体系，政府与社会间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也是土地相关税费收入政策改革，与各方面的福利状况息息相关的缘由。

　　统一土地管理政策，已经成为各方面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房地产税改革可以基于稳定土地相关税费，不再增加收入规模的思路，那么确实有利于平滑土地出让收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均匀分布。同时，这也为统一土地管理政策，让城乡土地逐步享有同等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统一土地管理政策也是增加土地供给、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条件。如此看来，房地产税改革的路径选择，可以兼顾到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整，并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走向。

　　总之，房地产税改革与土地出让金转型还得回到公共政策制定与运行的基本逻辑———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政策上，应该匹配稳定宏观税负的改革总思路，解决地方公共支出财力来源，不让地方财政出问题，确保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费总收入规模大致不变或稳中有降，将一些短期可以迅速解决或另一些需要长期努力解决的问题分类落实，逐步形成地方理解、民意支持和社会认可的舆论环境，方才有助于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