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翠翠】：产住失衡的问题。
　　【苏智渊】：我在这里可能是唯一一家从咨询公司来的一个人，所以跟各位出发的角度还真不太一样。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产业地产市场里面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地荒。因为大家都知道关于上海从7月1日会开始实施工业土地的弹性地价问题，前几周国土资源部刚刚出台一个新的文，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出了这方面的指导意见。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一个很激烈的，对于产业地产这个市场来讲很激烈的现象。就是到底对于土地我们从一手地，从政府拿到土地的资源来讲，这个问题对于所有的产业最终用户，或者是产业地产的开发商怎么来解决，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直接摆在所有的地产开发商面前最直接的问题，这个也会导致目前产生直接的不均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点。
　　【葛翠翠】：关于工业用地新政放确实在2014年也是风起云涌，很多业内人士非常关注的。庄总的看法呢。
　　【庄捷】：大家好，就均衡这个题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真是很深，很不大好把握。因为均衡涉及的面非常广，非常宽泛，要想把握不容易。我们知道均衡应该说是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质量上，品质上对等关系。但是我觉得，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均衡这一点永远是一个追求点，永远是达不到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发展是要变化的，在变化之中这个平衡的点永远是要被新的力量推翻的。所以我想回到主持人的题目上来讲，就我们这行业有很多的不均衡，前面各位专家已经说了，我很赞同。但是我也想到一些不均衡的点，但是我想提出的一点，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之间这种不均衡。有形的手是上午我很赞同马主任讲的，就是政府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它手的力量太强了，而无形的手，市场的力量往往是最合理的力量。上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谈先生讲硅谷的形成，是用自然之力而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创新的一个区域，不是政府推动的。我们国家现在恰好相反，政府这个力量太强了，而我们无形的力量在政府力量压制下，很难寻到最佳的一个创新点上，所以我想这方面的不平衡是我们特别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葛翠翠】：谢谢各位大佬，提完这个问题我有种阴谋得逞的感觉，均衡这个题目非常大，每个老总都给出了一个不均衡的地方，正好给我们下一个问题开了一个题，就是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您刚才说不均衡的地方。首先从苏总开始。
　　【苏智渊】：这个还不是我该解决的事，不过我很赞同庄总刚才提的这一点，我刚才抛出这个点就是所谓的手和无形手的问题。在我们所谓产业地产里面，确实政府所起的功用太大了。往往地产开发商做了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怎么打造环境，怎么找一些投资方，怎么来给整个产业产生它应有的平台。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政府出台一个很小的政策就可以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抹杀掉。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实施产业土地的弹性地价，也就是说我们从1986年开始一直实施到今天50年的工业地要变成20年，或者30年，大家可以想见产生直接结果是什么，可能一开始对土地地价准入门槛有下降，但这种好处会被后面一系列的负面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就包括了政府如果要对企业实施所谓的税收监管，我在三年、五年、六年之后不停的来监管你企业或者开发商的税收情况，如果你税收达不到我的要求，不好意思，我随时随地可以把这块土地收回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再去投产业地产。无论是从产业的最终用户，还是产业地产的开发商来讲，谁都保证不了我永远是这么做下去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不是反过来讲，我们在整个这样产业氛围里面，中国的这样产业氛围里面，就再也产生不了那些我们看到欧美的一些企业所产生的百年老店，有的企业做一百年，两百年，你今天跟他讲，不好意思，我现在只给你20年的土地，20年之后怎么办呢？我如果政府告诉你20年之后会是一个很不可思议地价的话，你还会在这个地方投资吗？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所谓有形的手怎么来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不是我可以给的解决方案。但是，假设我真给到一个方案的话，这种政策一旦出台的话，只可能倒逼所有的产业地产开发商进入二手市场，也就是说在一手可能再也拿不到合适的地，只能从二手去拿。那么进入二手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土地成本提高了，我未来的市场价格，我的租金，我的售价都会相应提高。反过来，在这个区域整个地产价格就会提高了，这样实际上从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这个地区的整体竞争力，所以这个我觉得会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一直很密切的关注这个政策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葛翠翠】：从苏总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考虑所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苏智渊】：对，如果未来政府真的还是有类似政策的话，其实真的应该跟在座的所有产业内的行家来做一些交流，然后才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出台。
　　【葛翠翠】：接下来还是有请庄总。
　　【庄捷】：至于解决刚才苏总也说了，说到有形的手，这是很难去左右的。但是我想，我们看到这些非常积极的因素，就是我觉得本届中央政府这一级，它明确的要提出把政府的职能要简，要放，要把管理往服务方面来转变，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是非常好的方向。我觉得这比上届政府工程式的管理方式是一大进步，是一种专家式的管理方式，但是要传到各级的政府，一层一层从中央地区到地方政府到底层所在的政府还有相当的难度，或者相当的时间。我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当地招商的时候，我们政府会给我们设定一些条件。当然有很多，其中政府最关心的是企业进来一平米纳一年2000还是多少，会有一个门槛。但是我想，这个地方政府想的是很好的，来了之后企业就给我做贡献了，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我们要执行这样政策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进入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因为创新是从种子，从几个人的小孩，从车库，从教室，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样的企业你不让他进来，你永远抓不到，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你永远抓不到，因为你拿到是已经成熟了的，有一定纳税能力的企业，它的创新实际上是能力在衰退的。只有那些基层的，从零开始的，可能才预示着，孕育着未来。我想这一点地方政府应该能够认识到。另外对于产业地产，比如说我们是工业用地，工业用地进来的企业，要求你必须得是生产型的企业，加工型的企业，对这些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园区在北京那个地方，北京市整个产业都转移了，现在说很多落后的产业，甚至几年前首钢就已经出去了，生产型企业，那么真正进到首都的，进到北京的区域，京津冀一体化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直接加工生产企业能够进来，北京市也都需要的。但是地方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过去规定的，这些企业怎么来进呢？还是不是需要在观念上要转化呢？再从根上，政策的设计上，是不是要从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我们有形的手，也就是各层的政府，尤其是基层的政府要有大胆的创新开创精神才能够解决的，就是打开它，打开门户之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让产业园回到一个自然经济发展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希望。
　　【葛翠翠】：庄总和苏总提出共同的问题，政府能够在制定一些政策和要求的时候，更多的聆听业内人士的一些心声，才能保持政策制定科学有效。
　　【刘桐渤】：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我在研究全世界各国发达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任何产业都会有饱和的时候，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个饱和经济。各行各业都会饱和，都会饱和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要想办法什么是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只能从满足人的需要开始。因为人的有些需要是重复性的，比如教育、医疗、文化、环保，这些领域是不会饱和的，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需要就会存在。我们的企业，中国的企业也会面临从粗放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和盲目出口，豪不考虑我们自己的成本出口慢慢转型到怎么样提高老百姓生活的真正质量。未来的产业园不能单独的搞产业园，这已经是一条死路了。因为都恶性的竞争，现在看来中国有一千多家产业园，这是注册的，还有好多没有注册的，总部基地我们调研有500多家，只有1家做的比较成功其它都跟着来了，跟着来是好事，我们喜欢。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成本浪费。政府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想一定利用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让农民进城，实际是城乡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商机，这个商机在什么地方，周边人为什么想来北京，无非北京教育好，医疗好，离当官的近，或者说医院好。我们为什么不在周边，如果要是有这些设施的时候，谁又愿意光到北京来去凑这个热闹呢。我在想未来的产业园一定要和能不能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能不能适合人生长的地方。什么是适合人生长的地方呢？大家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在关心，我的孩子要上什么样的学校，我的孩子要上什么样的幼儿园，我的老人应该怎么样安置才能安心的工作。这些本身实际就是商机。我觉得总部基地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董事长提出新五城的理论，预期在大城市竞争不如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在新的生存空间里解决人的就业和企业的发展问题，甚至鼓励企业自己买楼，有自己的资产，这个资产可以抗击任何金融风暴，或者说经济危机的一个投资。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际上政府最大的税收不是来自企业的税收，是来自老百姓的地产税和老百姓个人的收入，个人的所得税，然后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这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我们现在都在考虑的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提到政府限制20年，这个很明显是政府欠缺考虑，没有找到一次性的解决方法，怎么样让企业的发展真的和企业的生存，和老百姓的生存在一起。现在总部基地在沈阳有2000多户，甚至在江南，我们叫海宁有1万多平，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造一种市场，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一点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