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
新京报：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为什么?
吴斌珍：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
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人为地压下价格，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不开低价药，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
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但其实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吴斌珍：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鼓励农民多养猪，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有价格管制)，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假如没有这个工具，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改进农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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