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

到了哈佛以后，王石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原来所处的生活环境。“抽离出原来的环境，你会更心平气和、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如果说原来更多是一种着急，现在就会发觉其实中国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很大。如果说原来更多的是期待从制度上有所改变，现在则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异。”王石说。谈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约精神上。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契约精神。但实际上，我们不但有契约精神，还出现得很早。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精神，但是我们的契约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从文化来讲有很大的差异。”王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西方信奉在契约面前一律平等，而中国的契约精神，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是同情弱者，这个传统也体现在对契约的执行上。

“虽然契约中规定了买卖双方的价格，但它背后还会暗藏一个补偿机制，这个补偿机制不是说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该怎么惩罚你，而是一旦卖方有了赎还意愿的时候，赎还的价值是原来的价值。为什么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为什么这时政府采取的态度基本是袖手旁观？因为虽然按照契约精神来讲，买卖已经成了，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一个原则，叫做同情弱者原则。”王石说。

在王石看来，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一起喝酒、唱歌，成为熟人，彼此认可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王石说。

“契约精神应该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自由个体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亲者，而是保证其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