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违法建筑为深圳解决了近千万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城中村小产权房的价格和租金仅为同区域类商品住房价格的1/4到1/3，极大地稳定了深圳外向型经济的用工规模、降低了用工成本，不仅塑造了“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发挥了保障房的作用，减轻了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压力，降低了整个城市生活服务业的价格。同时，原村集体早期“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尽管存在不集约、不节约的问题，但奠定了深圳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体系的基础。

因此，深圳此次处理违法建筑的做法，首先就是保障原村民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客观承认原村民和村集体为深圳城市化、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而突破政府原先划定的、每户100平方米宅基地红线，承认原村民3栋以内违法建筑合法化，就是对于这一历史贡献综合评估后的认可。

由于早期城市化的不完全和缺憾，而在后来城市化的过程中，原村民和村集体“违法和贡献”的边界、政府“历史责任和涨价归公”的边界已经难以厘清，如果单纯按照土地国有的性质、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则，延续政府单一征收的做法，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于情于理都难以施行。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是房价地价高昂，居民置业成本、城市营商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是土地大量闲置和低效利用。而整个城市也将陷入“业主不得合法收入”、“资源不得有效利用”、“政府不得有效税收”的共输结局。

因此，通过各方让利，特别是政府主动让利，获得原村民和村集体在土地二次开发和利用上的配合和认可，尽快让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土地和建筑物充分利用起来，满足市场各方的用地需求，这才能实现原村民、市场和政府三方共赢的夙愿。而且，在政府让利的情况下，根据违法程度补缴地价、置换部分土地给政府，能在保护原村民、村集体利益的同时，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设资金和空间，从而将城市整个空间高效有序地整合起来，纳入统一的管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