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人物

王石 63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

王石在中国企业家中一直被视为一个标杆型人物。他的清醒、内省在企业家群体中显得格外突出。他曾经因为房价拐点论和汶川捐款遭到质疑，也因为投身公益和环保得到认同。

在现场，记者看到的王石谨慎干练。在前期的沟通中，他明确表示不涉及家庭与房价预测的话题。他最爱谈的话题是一个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思考。

■ 对话动机

王石新书记录了他从2000年到2014年的经历和思考。

在书里，他谈登山、谈环保、谈游学，也谈企业家的身份与阶层定位。在外界眼里，他的身份多样，但他终究定位自己为一名企业家。我们采访王石，希望了解一个企业家对自身和公共事务的思考，他对自我身份和阶层的定位，他希望企业家具备怎样的精神，他如何看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如何思考未来。

【回忆】

做鸡饲料生意惊心动魄

新京报：这次出版《大道当然》，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梳理。作为一个企业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经历是什么？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做鸡饲料，那8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受益无穷，惊心动魄。

十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刘永好对话，我说我做鸡饲料的时候你还没开始做呢，但是我放弃了。刘永好后来成为中国首富，如果我不放弃的话，这首富应该是我的。

做鸡饲料生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很难赚钱，从鸡屁眼儿里赚钱，抠的是几厘钱，但赔钱狠，饲料是大宗货，一发霉潮湿，就会赔钱。遇到鸡瘟，更容易赔钱。但是它消费量非常大。

我没看好这个市场，所以我放弃了。这是我经历过最难赚钱的生意，所以刘永好做多元化的时候我说没问题，你能从鸡屁眼儿里赚钱，做其他赚钱都容易，因为太难赚钱了。

另外就是万科的股份制改造。

新京报：这些经历怎么改变了你？

王石：早期做鸡饲料的经历，就像一场赌博，大起大落的过程让人更容易保持平常心；股份制改造的经历，让人见识了股票资本市场的竞争，并购与反并购的惨烈，这些都是我宝贵的财富。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自己企业家的身份，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身份的自觉吗？

王石：改革开放我到深圳想过渡一下。我从没想成为企业家。我当过兵、工人、政府公务人员，将来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到深圳就是个做生意机会，进去了，才发现最后自己的出路就是企业家。你这个身份是没法改变的。除非你非要走一个极端，要改到另外一个活法，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知道我的局限性。

【身份】

企业家要寻求自我保护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些困惑与迷茫，这其中是否包括你？

王石：当然包括我，我在书里说的就是自己，不是说别人困惑我就清醒，否则我也不会选择出国游学。

新京报：你的困惑和迷茫是什么？

王石：我在书中说到了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惑和迷茫，第一是自身的定位。工商阶层、企业家阶层，当然指的主要还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到底是什么地位、什么位置？他们现在角色是很清楚的，但将来是什么角色？

新京报：这种困惑很像你们这代企业家陷入的“身份焦虑”，你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定位是如何看的？

王石：举个简单例子，我对日本很感兴趣，很容易和日本的同行比较。在历史上，日本商人的地位比中国还要低。低下到什么程度呢？武士阶层若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损伤，他会把你杀了，最容易被杀的就是贩夫走卒。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

我们看看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变化的过程，走的是不大一样的。

新京报：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你看来是怎样的？

王石：中国有经商的传统，但中国的商人对自身身份定位一直不统一。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王石：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你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比如说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犯罪该判刑判刑，但就是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也要给他一个跟家属见面的机会。如果连一个生命在他死之前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能谈到什么其他保证？

所以还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而自身保护就是要本身如何独立，本身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是什么？你说经营资产，那财产权能得到保证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你是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他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