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间，一场席卷全国的实体书店倒闭潮让传统出版业陷入严冬，部分书商被迫转向电子阅读领域。不过，2013年新成立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书号总量调控这一职能，还是让坚守者感到兴奋。毕竟，此举将打破国有出版社垄断、售卖书号的畸形市场，大大降低出版成本。未来，唯有对整个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更深层次改革，才能让文化的春天真正到来。

北京地坛书市消失了，对于北京的不少出版人来说，这是2013年最为让人沮丧的事件。

“不仅仅是很多重要回忆没了，而且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寒风，让我们怀疑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个行业坚守下去。”吴佩(化名)沮丧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吴佩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每年春秋两季的地坛书市她都必去。

“我是2008年来到北京的，一开始我也是慕名去淘书的，到后来我自己也做书了，就去里面看大家都爱买什么书。”吴佩回忆，“后来我们也在上面租了个摊。但也没赚到什么钱，只是凑个热闹罢了，每年人都那么多，没想到突然就做不下去了。”

地坛书市的消失只是书业寒流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著名地面实体书店结业关闭，仅存的或者选择缩小营业面积，或者选择把书店改成书吧，以其他经营项目来弥补书店的亏损。而这些书店，绝大部分都属于民营性质。

书店的倒闭潮传导到出版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也是民营出版商。

“不仅是铺下去的书少了、回款明显慢了，现在我们每做一个品种都特别小心，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很多选题都只好放弃了。”吴佩说道。

而另一方面，各省出版集团都在摩拳擦掌谋求上市，资金雄厚的出版集团都以书号资源、发行渠道为条件，邀请优秀出版公司加盟合作。在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书号的开支对于不少民营出版公司而言成了举足轻重的筹码。

但对于出版业来说，2013年也许是个转折之年。这一年，主管部门变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成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出版人而言，影视、网络也许是一片蓝海。

2013年7月出版的广电蓝皮书显示，全国广播影视总收入在2012年便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达到3268.79亿元，同比增幅20.29%，2013年将突破4000亿大关。并且中国电影也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书号总量控制，书号不再是奇货可居。

从地坛到奥体中心

“(北京)奥体的书市我也去了，可是感觉就像图书订货会一样，都是图书圈子里的人在，也请来一些名人做演讲、搞签售，但其实去的人也不怎么多，很多大(出版)社都没去;同时买书的也少，很少见到像原来地坛那种来逛集市的、来玩的人。”吴佩将奥体书市与地坛书市进行了对比。

北京地坛书市原名叫北京特价书市，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创办，至今已经举办了22年，在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中拥有特殊位置。

地坛书市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名字更为洋气的“北京国际图书节”，地点选择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地方嘛确实是干净，因为奥体公园新，而且大。但同时各种卖小玩意的小摊贩也没了。其实就是摆不起摊，而且因为偏远，就算没收门票也没让原来那些老北京过来，他们才是每年书市的主力。来的都是外地游客。”吴佩说，她所在的出版公司2013年也选择了观望，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决定十分正确，“一来是成本高了，二来是原来的个别主办单位退出了，不知道他们能办成什么样子，所以看看再说。”

据了解，北京国际图书节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办，而原来在地坛书市上居主导地位的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则退出了。

“其实2008年左右地坛书市已经不如前了，很多都因为是老关系所以才来的。至于民营书商，其实他们也是抱着做广告的心理来的，摊位都很小。”地坛书市的策划人李进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2008年开始，地坛书市就已经不赚钱了，都是在勉强维持，“跟网上的书店相比，地坛书市的价格吸引力没有了，来的人都不怎么买书，都是来游玩的多一些。而且场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从一开始的几十万涨到后来的500万，我们也觉得吃力。”

书店倒闭潮来袭

2013年消失的不仅仅是北京地坛书市，更多的实体书店也在持续数年的书店倒闭潮中应声倒下—当年12月，始创于厦门、国内最大的民营书店光合作用书房重组失败，创始人孙池最终放弃最后的希望，转而投入到电子阅读领域。

而在高峰时期，光合作用书房在全国的门店一度达到40多家，营收超过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书店。

但2011年末，因为资金链紧张，光合作用书房被迫陆续暂时关闭旗下门店。虽然其后厦门市政府出面挽救这一文化品牌，但最终还是在两年后宣告失败。

而在2013年12月，国内另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书店—深圳购书中心也宣告结业。

几年来，相继倒下的著名书店有北京第三极书城、风入松书店、上海诚品、季风书园等。

“每一次倒闭的消息传出，都引起读书人一阵哀叹，最后都见怪不怪了。”吴佩说。

剩下的坚守者选择了转型—从单纯的卖书变成了经营书吧、文化沙龙，或者直接从实体店转到网络书店。

如北京最著名的万圣书园，几年前便已开辟出一个咖啡厅，并且时常在其中举办文化沙龙，邀请名人聚会，以聚拢读者的人气。而龙之媒书店的创始人徐智明，则在坚持了18年后也关闭了他的实体书店，将精力集中到自己的网络书店“快书包”上。

“连我自己的买书习惯也悄悄地变了，到书店只是看最近有什么新书，通常我都会记下来到网上买，因为网上便宜很多。”吴佩常常觉得，她应该用行动支持实体书店，但往往看到二者的价格差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上网购买，“实体书店完全就是展示了，而且更是小型图书馆，让人免费看书;再加上他们都在最旺的地段，铺租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网上书店完全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事实上，实体书店经营者数年来一直在呼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保住地方文化品牌。

2013年7月，财政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将对试点城市符合条件的优秀实体书店给予奖励，用于帮助其购买软硬件设备、支付房租、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等，所需资金从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扶持政策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12个城市，每个城市可推荐不超过5家实体书店。11月，中央财政下拨2013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8亿元，并且新增实体书店扶持试点。

“有扶持资金当然是好事，但这个是有限的支持，只给予城市推荐的书店。但很多时候政府推荐的书店很难说是最好的5家，很多事情就不容易说清了;或者说这5家书店其实经营得还可以，这扶持资金到了手上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广州学而优书店总经理陈定方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想法是不如一刀切免除实体书店的13%的增值税，因为现在做书店已经很带有公益色彩了。”

书号成本有望降低

吴佩现在对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感到有些后悔。

“我是2008年来北京的，文科学生，只有出版和媒体两个选择，媒体还需要很长的实习期，就选择了容易上手的出版。但5年过去了，工资基本没涨过，到现在还是跟朋友挤在一个屋子里。”吴佩说，对于文科毕业生来说，民营出版本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相对容易进入，都按市场需要运作，不像出版社，基本都要考试，有时甚至还要托关系。

“我们跟出版社之间，是比较奇怪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书是互相竞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用他们的书号出书，一个书号一两万，并不包括印刷成本。”吴佩介绍。

在出版业，出版社与书商之间的书号买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营出版商本身没有拥有书号的资质，只有出版社才能够申报书号，于是双方的买卖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

“就算是作者自费出书，书号费用也是要承担的，也不比我们自己出书要少，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往往贵很多;而那些没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很多都自己不出书了，专门卖书号。当然也有出版社跟书商长期合作的，书商的书一直就在一个社里出，这样也有利于建立他自己的品牌。书商也可以把自己的标识放在书里稍微不那么显眼的位置。”吴佩说道。

但在2013年以后，书号的成本有望降低。

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3年7月取消了其部门职责20项，涉及出版领域13项、广电领域7项，其中，取消书号总量调控的职责一项让出版人感到十分兴奋。

“没有书号总量就是说出版社拿到书号更容易了，可能我们的成本会低一些;另一方面还注明说要创新书号管理方式，也许将来我们可以获得取得书号的资质?”吴佩认为，只要书号真正放开，那些空壳的出版社必然会被民营出版所代替，“至少可以这样联想。那样我们跟出版社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放开书号还很远，不是近期的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放开书号，首先是必须建立新出版社的准入机制，并且要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完全将出版社交给市场，这样的改革在目前还很难做到。但目前已经允许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互相参股、合资，其实有条件的民营出版完全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书号。”

肖东发所说的出版社合资早在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便已经实行，其中提到“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但由于出版社与民营书商之间实力差距巨大，往往是组建后的出版集团出资后收购改组书商，如原来的共和联动被凤凰出版集团收购后更名为凤凰联动，就是典型的案例。

但更多的民营出版商并不想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品牌拱手相让。北京时代华语董事长朱大平就坦言，自己曾多次婉拒了几家出版社的合作意向。

“第一，很多民营公司缺乏规范，国有资本能否控制得住?第二，合作初期双方有新鲜感，但国有出版社的一些劣势是否会渗入民营公司，也是我所担心的。我认为出版社不能涉足太深，否则会拖累合作;第三，如果国有控股而民营弱小，双方可能互相不放心，也会产生问题。”朱大平曾表示，书号的资源对于时代华语而言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

而另一家知名民营出版商新经典文化则选择了风险投资—2013年，由红杉资本向其注入1.5亿元人民币。在出版业，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国内的大型出版集团资产基本在百亿元左右。

“在国内，摸爬滚打了20年后，有品牌价值的书商也就是那么几家了，他们的目标都是上市筹资，除了出版策划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发行体系。而对于一般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跟出版社合作是很不错的选择。”吴佩说。

文化产业新憧憬

出版业主管部门的变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是2013年文化圈最无法回避的话题。当年7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方案正式公布。

尽管管理方式差别甚大，但出版和广电两个部门所主管的报刊、图书、广电行业都同属于准入困难、管理严格之列，并且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都有着尚未完成的任务。

“这对于激发文化产业的活力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新的总局仍需要对整个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更深一步的改革，这样文化的春天才有可能真的到来。”肖东发说。

根据“三定”方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关行政编制为508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4名、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1名，司局领导职数77名。虽然领导职务减少了一半，但与原来的编制相比，实际上只微缩了10个左右的编制，其实基本上还是两个部门的原班人马。

而实际上，广电和出版两个部门至今仍分开办公，甚至连部门网站也依旧分开，丝毫看不到整合完成的迹象。

但人们认为，新总局的机构在完成合并之后，也有可能与文化部一起组成真正的“大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的转企改革基本都已经完成，新部门主要是进行行业管理。但文化部涉及到很多无法改企或者难以改企的单位，比如博物馆等，暂时难以合并也是情理当中。”肖东发分析道。

“相比较而言，新总局的成立更为顺理成章，一来两者在行业管理上的共性比较多，二来是合并管理的呼声都比较高，目前出版和影视的互相跨界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还分开管理，就会出现问题。”肖东发表示。

“人为的机构分割、产业分割，往往会束缚发展的手脚，从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六大行业，乃至网络，完全可以用文化这条主线，一以贯之。”著名出版人海飞说道。

（时代周报崔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