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号成本有望降低

吴佩现在对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感到有些后悔。

“我是2008年来北京的，文科学生，只有出版和媒体两个选择，媒体还需要很长的实习期，就选择了容易上手的出版。但5年过去了，工资基本没涨过，到现在还是跟朋友挤在一个屋子里。”吴佩说，对于文科毕业生来说，民营出版本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相对容易进入，都按市场需要运作，不像出版社，基本都要考试，有时甚至还要托关系。

“我们跟出版社之间，是比较奇怪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书是互相竞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用他们的书号出书，一个书号一两万，并不包括印刷成本。”吴佩介绍。

在出版业，出版社与书商之间的书号买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营出版商本身没有拥有书号的资质，只有出版社才能够申报书号，于是双方的买卖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

“就算是作者自费出书，书号费用也是要承担的，也不比我们自己出书要少，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往往贵很多;而那些没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很多都自己不出书了，专门卖书号。当然也有出版社跟书商长期合作的，书商的书一直就在一个社里出，这样也有利于建立他自己的品牌。书商也可以把自己的标识放在书里稍微不那么显眼的位置。”吴佩说道。

但在2013年以后，书号的成本有望降低。

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3年7月取消了其部门职责20项，涉及出版领域13项、广电领域7项，其中，取消书号总量调控的职责一项让出版人感到十分兴奋。

“没有书号总量就是说出版社拿到书号更容易了，可能我们的成本会低一些;另一方面还注明说要创新书号管理方式，也许将来我们可以获得取得书号的资质?”吴佩认为，只要书号真正放开，那些空壳的出版社必然会被民营出版所代替，“至少可以这样联想。那样我们跟出版社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放开书号还很远，不是近期的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放开书号，首先是必须建立新出版社的准入机制，并且要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完全将出版社交给市场，这样的改革在目前还很难做到。但目前已经允许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互相参股、合资，其实有条件的民营出版完全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书号。”

肖东发所说的出版社合资早在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便已经实行，其中提到“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但由于出版社与民营书商之间实力差距巨大，往往是组建后的出版集团出资后收购改组书商，如原来的共和联动被凤凰出版集团收购后更名为凤凰联动，就是典型的案例。

但更多的民营出版商并不想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品牌拱手相让。北京时代华语董事长朱大平就坦言，自己曾多次婉拒了几家出版社的合作意向。

“第一，很多民营公司缺乏规范，国有资本能否控制得住?第二，合作初期双方有新鲜感，但国有出版社的一些劣势是否会渗入民营公司，也是我所担心的。我认为出版社不能涉足太深，否则会拖累合作;第三，如果国有控股而民营弱小，双方可能互相不放心，也会产生问题。”朱大平曾表示，书号的资源对于时代华语而言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

而另一家知名民营出版商新经典文化则选择了风险投资—2013年，由红杉资本向其注入1.5亿元人民币。在出版业，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国内的大型出版集团资产基本在百亿元左右。

“在国内，摸爬滚打了20年后，有品牌价值的书商也就是那么几家了，他们的目标都是上市筹资，除了出版策划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发行体系。而对于一般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跟出版社合作是很不错的选择。”吴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