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规模集中与风险可控、释放活力与强化监管之间有机协调,是决定以农村土地流转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成败关键。《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采访发现,一些地区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租期不确定“非粮化”蔓延、机制不顺畅等问题,亟待解决。
流转租期不确定规模效应受影响
在全国各地总共流转7万亩土地种植蔬菜的星广地农业公司总经理李梅珍,近年来一直在为土体承包期而担忧。李梅珍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由 于 大 部 分 流 转 的 土 地 都 是 农 民1988年第二轮联产承包签订的承包协议,30年承包期限到现在仅剩5年,村民承包到期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投入与生产带来很多风险。
李梅珍说,蔬菜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前期仅土壤改良、基础建设等每亩菜地就要投入1.5万元,基本前三年都是亏本,后面才能逐渐盈利。若2018年承包到期后政策发生变化,农民拒绝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生产,企业可就亏大了,“目前,我们即便希望继续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也不敢再流转土地”。
除土地承包30年期限瓶颈外,农民不愿长期流转也是制约土地发挥规模效应的重要因素。流转5000多亩土地种水稻的武汉利梓农机合作社社长缪斌说,武汉郊区一些区域2008年土地流转租金每亩仅150元,到2010年就翻一番达300元。很多农户预期土地租金还会大幅上涨,因此情愿土地撂荒不愿流转,或者流转合同只签两年到五年,“短期出租,合作社肯定不敢投入,因此难以产生规模效应,这也是为何近年种粮大户数量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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