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新型城镇化大幕刚刚开启之时，早有地产企业蠢蠢欲动，谋划新一轮圈地、囤地，以助推地方发展的名义，肢解新型城镇化政策，绑架地方政府。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快速膨胀与土地增减挂钩相关。这项政策初衷是土地集约化，个别地方政府却“创新”地将占补平衡的视角投放到农村宅基地，一项政策变成某些地方的数字游戏。这是必须警惕的。新型城镇化应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真正回归到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本义上来，切实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

　　调节经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责。新型城镇化的“新”，理应让政府管住征地、卖地“有形的手”，建立规范的用地机制，鼓励农民自觉自愿地流转土地，确保土地资源利用使用效率，保障失地农民权益，让升值的土地直接受惠土地权属人。这样既可杜绝强征强拆、大拆大建，又能从制度上保障公平正义。

　　新型城镇化面对的具体问题有很多。但土地哪里来、资金怎么办、人向哪里去、产业怎么搞，依然是与传统城镇化面临的共性问题。在过去“空城”与产业空心化的囧途里，新型城镇化首先要避免重蹈覆辙，其次是方式方法创新。新型城镇化不是乡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简单叠加，不是新区拓展与再造一个产业城，而是对中国广袤乡村内生发展力的因势利导。

　　“被上楼”是城镇化违背农民意愿的形象工程。有必要对退耕还林、还草以及重大工程移民安置的农民进行调研，应该真实地知道，在改变他们生活常态后生产生活是怎样的图景。城镇化应符合发展规律，一旦农民固有生产生活场景被打破，就业难继、劳动力被制度性闲置、生活成本骤增，就必须思考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规划过度，空城频现，这是城镇化的虚假繁荣。新型城镇化要防止让城镇组团加入城市群的老调重弹，变相搞成产业城和地产“造城”。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既要有科学的政策依据，又要有精细化的操作方案。比如，城镇化后农民耕地保护、垃圾与治污、生活保障、城市融入等。新型城镇化应积极稳妥地推进，要警惕一刀切与不切实际的指标考核影响这一重大举措的有效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