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中国应该从中看到财富和GDP的区别，如果把所有的财富都换成GDP，如同赌棍一样，最终必然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老百姓手中还会有什么财富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了。中国的“新城镇化”应考虑增加国民的财富，而只追求GDP的城镇化只会令人失望。
长期以来，中国官员上上下下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中国改革都需要破除“GDP主义”魔咒。因为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的大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城市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可以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且是好的GDP，同时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治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通过户口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融入城市。除此还需要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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