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审败诉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此后，她把这份可证明“房屋不在红线范围内”的地图作为新的证据，于二审之前提交。同时提交的证据共6组、27份，远比一审时多。

按照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但是，陈文忠及其律师听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可能不会开庭审理此案。2013年1月，代理此案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为此向湖南省高院发律师函沟通。

2013年1月18日，终审判决书突然寄到陈文忠的手中。翻开判决末页，落款日期是2012年12月23日。

“结果是维持原判。当时我几乎是哭着打电话去问法官，为什么不开庭审理……”回忆起那时，陈文忠依然有些哽咽。

陈文忠说，一名法官称，领导认为此案事实清楚，无需开庭审理。

陈文忠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自己提交了红线图等关键证据，如果开庭审理并当庭质证，有可能会推翻一审的判决。

意外之事接踵而来。在湖南省高院查阅一审卷宗时，她发现，自己提交的证据中居然多了一份长沙市城乡规划局2012年的文件。记者看到，这份名为《关于黄兴北路（银盆岭大桥桥下—庆和里路段）控规道路线性修改情况的说明》的文件上，盖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资料专用章”。

按照该说明的描述，福源花园公寓被纳入征收范围的原因是，有关部门调整了黄兴北路规划的位置，因此该公寓被黄兴北路路幅红线穿过。

类似描述出现在了终审判决书上。这也正是陈文忠被告知房屋要被征收的原因。

“这不是我提交的证据，也不在被告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内。”陈文忠表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份文件，“即使之前看到，我也肯定不会提交作为我的证据，因为这份证据没法证明我的主张。”她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她的一审卷宗会多了城乡规划局的这份文件。

陈文忠说，她搜索资料时意外发现长沙市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拆迁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成立“市征地拆迁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并由市委书记担任顾问，市长担任组长，常务副市长等5任副组长，20余家单位为成员单位。

这些成员单位中，“市法院”、“市规划局”等均名列其中。

律师认为有关部门未正确理解法条多份判决书载明，黄兴北路棚改项目的法律依据为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依据其制定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其中，《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规定，提出征收房屋的单位应当提交的材料之一，包括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土地调查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