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调控体系

记者:CLI中地指数推出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您就提出行政划拨增多有负面因素,现在怎么看?

孙英辉:从CLI出让价格指数看,经过2009年以来的快速上涨后开始波动趋稳,但这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调控的结果,市场机制作用尚不充分。土地行政配置,不利于提高效率、产业升级。要逐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宏观上稳总量保发展,中观上调结构转方式,微观上推改革促集约,逐步建立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土地调控政策体系。

记者:数据有没有好苗头?

孙英辉:我国以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在土地市场上已有所反应,供应总量保持稳中微增态势,供地结构持续调整,基础设施用地负增长,工矿用地增速处于较低水平。扣除房地产用地“补仓”效应,经济对土地投入的高依赖性开始变化。

年初,中央将今年GDP增长预期调低至7.5%,但仍有20余省份确定10%以上。从上半年土地供应情况看,并未出现以高投资促成高增长的模式。在土地供应总量平稳前提下,全国有23个省份用地总量保持增长,且多数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土地资源匹配程度进一步提高。

对地方政府“开新途、堵老路”

记者:在新的土地调控体系中,地方政府处于什么位置?

孙英辉:年初国资委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平台融资规模达到13万亿元,2013年预计到期债务总额约3万亿元,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从前5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扣除中央转移支付,部分省份已出现收不抵支情况。地方政府大规模集中推出土地和利用土地大量融资,积累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了房地产调控难度。

记者:地方既“天价卖地”又“低价出让”怎么看?

孙英辉: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尽匹配,地方缺乏建设性财政资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一方面依靠经营性用地出让取得的资金输血;另一方面以低地价出让、短期税收返还等形式供应工业用地,吸引外来投资,增加就业和税收。

“十一五”期间,工业用地出让平均价格在200元/平方米左右,变化幅度在4%以内,房地产用地出让均价则由工业用地的6倍上升到8.7倍以上。对此一方面要正视土地出让、土地融资“涉地收入”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要逐步改革现有土地出让和土地财税管理体制,探索实行租让结合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同时建立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违法违规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