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占地面积约28亩，内部建有三栋高档别墅的庄园，突兀出现在偏僻的农场里。

农场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北部的后安镇，在上世纪中后期海南大规模兴建农场时，由荒地开垦而来。从农民提供的户口本可以看出，所有村民均是农业家庭户口，并从事家庭联产承包的农业生产，并非企业在编职工，也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险保障。

农场的老支书冯进川对那段开荒的岁月记忆犹新，在鼎盛时期，农场掌握了约有1000多亩的林地。依靠橡胶、菠萝、槟榔等经济林木，他所领导的水声队有上百位农民过着还算不错的日子。

如今，村民们赖以为生的橡胶和菠萝等林木早已被毁殆尽，辛勤开垦出来的土地也已经不是农场所有——它们被以“抵债”的方式，流转到“外地老板”的手中。

最让村民们难以接受的是，“外地老板”在获得土地经营权之后，并未按照他们的猜想开办工厂。他们先是用铁丝网将土地圈起来，随后又建起了庄园和别墅，村民们再难踏足他们开垦出来的土地。

记者调查发现，后安农场数百亩土地的流失，似乎正暗合了近年来海南农村土地被非正常征用的一些特征。并且，在后安农场用地仍属于农业用地的情况下，其新建的庄园别墅等永久建筑，成为海南岛土地被蚕食的一个注脚。

农场用地建别墅

7月5日，记者在冯进川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后安农场的这栋私家庄园前。

庄园的铁门紧闭，向里望去，对面一块风景石上刻着“乾春园”三个字，远处的别墅被茂盛的林木遮蔽，只能隐约看到轮廓。大门口并没有门卫，一只被锁在铁笼里的藏獒惊觉来人，对着记者大声犬吠，却半天不见有园丁过来理会。

“这块地以前都是我们种的橡胶林，还有菠萝林，都是农业用地，现在被他们圈起来盖了别墅。”冯进川介绍。据他了解，仅这座庄园的占地面积，就有28亩地，围着庄园走一圈，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

庄园紧贴着一条新开辟的马路，马路对面是整片被铁丝网围住的林地。冯进川介绍说，这些地都是水声队开垦的种植林地，原本都已经承包给水声队的村民。当时每家承包的林地有上十亩之多，农民根据协议，每年向农场上缴一定产量的橡胶和胡椒，就可以安心生活。

但平静的生活在2006年被打破。这一年，水声队大多数村民才第一次知道农场背负着高达200万元的历史债务。而这些历史债务，将会让他们失去自己承包的林地，以及林地上已经成长了20年的橡胶树等养家的营生。

后安镇一位干部——同时也是后安农场的现任场长——林斯旭告诉记者，早在1995年，后安农场曾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150万元，用于农场的发展。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农场在贷款合同到期后没有偿还贷款本息。

2000年时，农业银行将这笔贷款的债权剥离，交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后者又在2005年将债权转给海南宝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在当年，宝佳公司向万宁市法院起诉，要求后安农场偿还借款本息共计200万元。

拿不出钱来还债的后安农场，在后安镇政府的安排下，与宝佳公司签订了一份《执行和解协议》。林斯旭表示，万宁市法院正是依据这份和解协议，将水声队共计39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抵偿了200万的债务。

得到农场土地使用权的宝佳公司，很快就执行了其对土地的使用权。村民们种植在林地中的5000株橡胶树，以及绵延150亩的菠萝树，都在短时间内被毁掉。后来为平衡村民的情绪，宝佳公司便把其中60亩土地回租给农场村民，以解决村民的基本生活问题。

随后，宝佳公司将剩下的土地用铁丝网圈起来，并将其中的60亩土地转租给了“乾春园”的老板，租期为50年。

至2011年，水声队100多位村民，完全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他们至今也不能确定，在他们开垦的土地上建别墅的是何许人也。

根据万宁市后安镇总体规划（2011-2020）方案，“乾春园”所在的后安农场目前仍是农业用地，并没有安排建设用地。也就是说，“乾春园”是在没有规划以及报批报建的情况下，私自在农业用地上建起的违章建筑。

林斯旭也承认，“乾春园”所占用的土地，目前仍然是农业用地性质。

蹊跷的和解协议

辛勤开垦的土地被用来建别墅，有的甚至被闲置，这让水声队的村民无法接受。

尤其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与农场签订了家庭土地联产承包协议书，并且仍在执行承包合同的过程中。回头看来，失去土地的过程，就像一幕已被彩排过数次的话剧，村民的角色早被安排。

冯进川告诉记者，后安农场是分数次向农业银行贷款，最开始的借债规模并不大，以农场的经营状况，偿还该贷款问题不大——农场每年的橡胶收入大概就有450万元。

问题在于，当时后安镇的负责人将农场当成了一个融资平台，不断的通过农场向银行贷款，并从农场抽调资金，致使农场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最后积累到农场无法承受之重。

记者就此事向后安镇镇委书记吴亚和求证，后者以该事是历史问题为由不予置评。

庞大的债务形成之后，农场已经无力偿还，用财产抵押贷款就成了无奈的选择。而正是在这个环节，村民们觉得被结结实实地侵犯了。

2005年，后安农场时任场长朱光雄在未召开集体成员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与宝佳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正是在这份协议中，后安农场水声场部将5000株橡胶及橡胶树所占用的145亩土地、170亩菠萝地、30亩槟榔地等共计39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抵偿给了宝佳公司。

村民们事先还并不知道这事，直到后来宝佳公司过来收地，他们才了解到真实情况。村民认为，且不论朱光雄不经农场村民集体讨论的做法是否合法，单是其抵债出去的财产，就远超过所需偿还的债务，这严重侵犯了农场村民的合法权益。

如按照每亩土地8万元（约为海南均价）承包金计算，其执行的土地共有390亩，估价约为312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土地上附着的5000株橡胶、菠萝、鱼塘以及选钛厂厂房等，总价值应该可达4000万元。

用总价值约4000万元的财产，抵掉200万的债务，这让林斯旭也觉得“很蹊跷”。

时任后安农场场长，现为副场长的朱光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当时签署与宝佳公司的和解协议，并没有走集体成员民主决策的流程，而是镇政府的决定。这份于2006年签署的和解协议，虽然只是农场与宝佳公司的双方协议，但还盖上了“万宁市后安镇人民政府”的大印。

朱光雄表示，签署这份和解协议时，他受到了时任后安镇负责人的压力。被抵债出去的财产，也并没有进行财产评估。

村民们的代理律师，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金良律师认为，后安农场的财产属于全体成员集体所有，在处置集体资产时必须集体决策。朱光雄和镇政府的违规操作，侵犯了农场村民的合法权益，因而该《执行和解协议》不能强制执行。

然而，实际操作中，农场村民们承包的土地，正是被强制执行交给了宝佳公司。

无处安放的农场

随着土地的流失，后安农场原有的火热气象也已不再。

冯进川介绍，水声队原有100来人，依靠农场的收入，可以过很安逸的生活。可如今，村庄的破败已不可逆转，水声队原有三十多个年轻劳力，都跑到外面打工，留在村落里的，只有老弱妇孺。她们依靠返租回来的60亩土地，种些槟榔和胡椒糊口。

但年届七旬的冯进川还留在村庄里，并代表村民去跑法院、信访局等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因为在法律意义上，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

万宁市人民法院在第一次驳回申诉通知书上明确表示，后安镇农场是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法律规定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处置财产权时必须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因此说农场法定代表人没有经过民主议定处置农场的财产，并没有法律依据。

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昂对记者表示，事情并非万宁法院所认定的那么简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相关规定，法院根本无权直接裁定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内容，万宁市法院的裁定本身明确违反了法律规定。

而且，《和解协议》本身因其内容及签订过程违背了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已经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早在1992年，农场已经将土体承包给了每家每户，并签订了联产承包协议，后来就一直按照原来的协议继续家庭联产承包。

刘昂解释，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国家制定的土地承包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的规定，林地承包期限为30-70年，这是国家为了鼓励农民加大土地投入，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保证土地可持续利用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必须执行。

村民们也向记者展示了其每年上缴给农场的橡胶和胡椒产量的清单，并具体到株数、月产量、价格及金额等。

刘昂表示，到2006年收地前，村民实际上一直在继续承包经营，并上交橡胶和胡椒产量，因此被执行土地应属于村民正在使用的承包地。

但是，村民代表冯进川等人再次递交给万宁市人民法院的申诉状，半年过去了仍未得到回应。

而正是在冯进川等村民不断上访的过程中，占地约有28亩的“乾春园”建了起来。村民们没人见过那位老板，只知道每年冬季他会来此住一段时间，平时雇佣几个工人帮其打理庄园，也基本上不与村民来往。

现任场长林斯旭则表示，支持村民通过法律途径，去要回那些失去的土地。对于后安镇来说，那些被低价抵债出去的390亩土地，如果能拿到市场上，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海南农业用地流失样本 高档别墅如何侵占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