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制度安排，将财政政策、经济规划、利率调整、生态目标等措施都统合在服务地方发展的“大金融”战略上呢？再通过宏观审慎的原则，混合经营的手段，既引导多渠道的资金进入当地发展，又保证金融机构、农户收入、官员政绩、环境保护等双重利益，让增长与环保两不误。这种大金融战略，才能超越过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窠臼。
这恰恰是《大金融论纲》中所提及的原理，即金融必须综合宏观与微观，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国家在金融服务中必须导入财政、规划、货币等各种制度安排，不只是片面依靠“市场红利”，更要创造有助于各地科学发展的“制度红利”。
可惜的是，过去20多年，中国总有一种声音在鼓励金融改革朝“小金融”方向发展。发源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敲响了警钟：一旦金融脱离于实体经济的服务目标，游离于国家监管与资源配置之外，危机的爆发将在所难免，最终受害者定是普通老百姓。正如许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所暴露的教训，为牟利而非实体经济本身的金融服务，并不是很好的服务；仅着眼于利率、借贷层面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很好的金融政策。
各地决策者需要有信心并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制度安排合理配置资金，没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生钱；有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用好钱。当然，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念贯彻，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争取。
（来源：观点中国）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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