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解除资本身上的束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各个机构的异议反而不大。

本届政府另一个颇为在意的金融改革突破口，则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加速推进。

2013年5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将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直接提出：将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管制政策，分为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和资本账户项下的管制。官方关于“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改革目标，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而其中的经常项目可兑换早于1996年就已实现。

“当时原计划再用三四年就可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外管局就快不需要了，那边的同事都在想出路了。”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果来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把大家‘救’了，但这项改革却耽误了十多年。”

而这届政府似乎有意提速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据知情人士透露，曾经被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否决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将于年内破冰。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演讲，更可看作官方意图的代表。周小川称，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多次要求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十二五规划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随着国力增强以及利率、汇率、国有银行和金融市场 改革的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会有所提速”。

事实上，梳理中国官方推动的这场解除资本管制的改革，即可发现其清晰动因：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我们在讲资本项目可兑换内涵的时候，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以投融资为目的的一个国家货币与外币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可兑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博士在博源基金会5周年年会上如此表述官方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

邢毓静称，资本项目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原因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很多企业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部委，在奔波的过程中，收购兼并的机会就很快失去了。二是个人、家庭、住户面临很多的限制。三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资面临很多限制。

“外向型的实体经济发展已经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邢毓静认为，作为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有明确的要加快的预期，就会使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清理，从而规范市场行为，“如果非要等一个什么条件，恐怕永远也等不到”。

邢毓静所说的“等一个条件”，是指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排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之后。

“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是金融改革的最后一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是上述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央行的态度持反对意见。

余永定认为，在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非要给“资本项目自由化”定一个时间表，是在回避矛盾，“我们还有很多需要马上做的事，应该迎头战胜那些最最需要解决的挑战，而不是做一些比较容易，不涉及某一个具体集团、具体人的具体利益，要损失大家都损失的事情。”

潘英丽也不认为现在开放资本账户是个好时机，“股市这么差，现在开放会不会给投机客抄底的机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只有开放资本项目大家的异议不太大”。

重重争议之下，周小川也在陆家嘴论坛回应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

周小川亦强调了时间表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而另一项与“人民币资本跨境流动”密切相关的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却因此陷入“悖论”：正是担心“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打击，商务部极力反对此项改革而使其进展缓慢。

在国务院5月6日召开的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常务会议上，针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法是“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但并未给出更进一步汇率市场化改革方案，显然这并未成为新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称，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也一直在做，此时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也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影响利率和汇率水平，与汇率改革密切相关。“一个严格管制，或者不太清晰的管制的市场，外汇的供给需求一定是扭曲的，扭曲的供给需求怎么来确定市场价格？”（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