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正山却不愿意。他家里有3亩半田地，这些田地能够供给自家人吃喝，而一旦住上了商品房，吃喝、居住等各个方面都要消费。没有任何技术的他接下来除了“呆着”别无出路。沈告诉记者，他经常听到的故事是，“谁谁家拿到两百多万的拆迁款一下子就给造了（指吃喝嫖赌），谁谁家因为拆迁款分配问题，闹得离婚、家庭不和。最主要的是，年轻一代读书没读出去的，基本都在家呆着玩，拿着这些拆迁款啃老。”但沈内心深知，最终拆不拆并不能由他决定。“大趋势是一定会拆的，只是争取拆迁款的多少。”燕郊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燕郊本地的拆迁基本上是政府引导、村委会协助开发商做工作，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意见通常难以达成统一，有些村庄就不免要使用强制拆迁的办法。这位村干部担心的，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除了拆迁矛盾，失去田地的农民，未来生活缺乏保障。他认为，让农民被动地住上楼房，但不解决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核心问题，这并不是城镇化真正的内涵。

“十年八年也许不会暴露出什么问题，但时间久了，大量没有保障的农民会不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位村干部反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部分地区，小城镇的勃兴正是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例如距离上海100公里之内，就有嘉兴、苏州、南通3个地级市，还有平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海门、启东7个县级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在上海的带动下均相当活跃，人才流动率也比较高。

但在其他区域，孤零零的大城市一枝独秀，周边鲜见富含经济魅力的小城镇。典型如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除了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北京的睡城，还没出现一座依靠北京而经济腾飞的城市，大量的河北人进京务工，却没有带活自己家乡城市的发展。

“燕郊是不可复制的。它本来只是河北的一个小镇，利用邻近北京的交通优势以及北京、河北的级差地租卖房给投资客和‘北漂’而获得发展”。北京房地产协会陈志认为，开发商不要羡慕燕郊，它经历了四五年的痛苦，现在也不算成功，而且政策已经转向，投资客几乎在市场上绝迹，河北的楼市不能靠投资客发展，要发展自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