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低成本规模扩展之路，“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数据显示，本世纪头10年，国内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了50%，而城镇人口仅增加了26%。我国城镇人口中有10%~15%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不享有城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此“真正”的城镇化人口大约只增加了11%。

过低的城镇化成本导致过度的城镇化冲动，城镇化边界被无限制放大，一些地区甚至根本没有产业和就业支撑，造成许多“空城”和“鬼城”，这不仅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同时也积累了资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城镇化在增加投资和提升消费方面的巨大潜力已成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发挥城镇化在促进区域均衡化发展、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等方面的作用，避免“城镇化陷阱”。

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必须将城镇化进程内生于经济发展，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过程紧密结合，让“人的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约束性指标，即要将满足条件的劳动者均纳入当地社会统筹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同福利”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内生城镇化进程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必然途径。人的城镇化，本质而言就是要让为当地城镇化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农民工)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比如享受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当前，地方充分汲取了外来劳动者的劳动力红利，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并没有给劳动者付出应有的成本。这种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将部分成本的“负外部性”推给了社会，这种“超额”收益是地方城镇化冲动的根源。

以北京为例，如果为那些对北京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赋予应有福利保障，那么应该为满足条件(如在京务工年限及贡献度)外来务工者提供起码的教育和公租房福利，同时也应该分摊他们的医疗、养老成本(理论上可按一生有效劳动时间分摊)。这样一来，经济发展成果便能以直接、公平的方式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内生城镇化进程能极大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当前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城市形成的产业和就业优势。上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导致规模化的“超额”收益促使大城市的边界不断膨胀，资源进一步集中，同时发达城市的成本“负外部性”甩给了农民工来源地，加剧了地区间不均衡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内生城镇化进程，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人的城镇化”成本较高，而一些二三线城市成本相对较低，随着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将促使更多的人向二三线及中小城市分流，从而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长期来看，随着人和资源分配均衡化及地区间差异缩小，也能从根本上缓解热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

第三，内生城镇化有利于控制城镇化边界。中国需要“城市中国”，同样也需要“田园中国”，田园是许多中国人的根。田园不仅是城镇食物的基地，而且其绿色生态更是城市的净化器。中华民族与美国等国的移民民族不同，中国人普遍有“根”的情节。一个典型例子是，今年春节期间因八成市民回原籍或度假，北京几乎成为空城。

中国特有的人文传统决定了新型城镇化不仅需要若干(特)大型城市，以促成产业和信息集群，产生经济示范作用和规模外溢效应，同时也需要更为草根的小而美的“田园城市”。城市与田园的边界比例如何确定，估计任何顶层设计都难解决，最终有效的决定恐怕还是在于内生城镇化进程，从本源上遏制过度城镇化冲动，让城市与田园布局在动态中实现均衡。

此外，如果城镇化没有内生的约束机制，过度城镇化的所需资金将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从而诱发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因此，内生城镇化进程也是要求城镇化量体裁衣、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的内在约束机制。

内生城镇化思维要求抛弃用城镇化单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思维，强调人在服务于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要把对人的服务内生于城镇化本身，使得城镇化不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更多地转向人的城镇化，从而实现中央提出的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