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为例,如果为那些对北京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赋予应有福利保障,那么应该为满足条件(如在京务工年限及贡献度)外来务工者提供起码的教育和公租房福利,同时也应该分摊他们的医疗、养老成本(理论上可按一生有效劳动时间分摊)。这样一来,经济发展成果便能以直接、公平的方式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内生城镇化进程能极大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当前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城市形成的产业和就业优势。上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导致规模化的“超额”收益促使大城市的边界不断膨胀,资源进一步集中,同时发达城市的成本“负外部性”甩给了农民工来源地,加剧了地区间不均衡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内生城镇化进程,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人的城镇化”成本较高,而一些二三线城市成本相对较低,随着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将促使更多的人向二三线及中小城市分流,从而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长期来看,随着人和资源分配均衡化及地区间差异缩小,也能从根本上缓解热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
第三,内生城镇化有利于控制城镇化边界。中国需要“城市中国”,同样也需要“田园中国”,田园是许多中国人的根。田园不仅是城镇食物的基地,而且其绿色生态更是城市的净化器。中华民族与美国等国的移民民族不同,中国人普遍有“根”的情节。一个典型例子是,今年春节期间因八成市民回原籍或度假,北京几乎成为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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