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6261万人,较上一年增长3.9%,而外出农民工则为16336万人,较上年增长3.0%。种粮已成为农民最后的谋生手段,去年更有报道指农民为保证收益弃双季稻而纷纷选择单季稻,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均得不到保障。
根据农业部数据,2012年粮食进口数量大幅增长,截至11月末,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已达1352万吨,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粮食增产量1836万吨相比已十分可观。
另一方面,耕地被侵占或挪作他用的情况普遍,一些地方政府早已突破红线,将其变为了“弹簧线”。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与政绩考量,用土地整理办法腾出来的地置换占用耕地,以规避红线,甚至非法用地、以租代征等违规行为亦随处可见。
且不说目前农民在土地增益收益中所获得的分配比例十分低,在博弈中,农民又极端弱势,土地即使违反他们意愿被低价征收或强占后,缺乏合理资金补偿亦无社会保障或就业机会,等同于牺牲农民权益来降低城市化成本。即使去年底出台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提出提高征地补偿,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农民权益受侵同时亦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与耕地红线设置初衷背道而驰。
地方政府利用手中职权滥用侵占耕地,农民权益受损而粮食供给无法得到保证,耕地红线实际上早已失守。当然,在当前的城镇化战略背景之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强烈,若土地制度不变,此时提出放开红线容易成为占地的借口,令占地行为更肆无忌惮地扩大化。
耕地红线的意义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保障粮食供给与农民权益的设置目的。因此,关键不在于耕地红线的有无,而在于保障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若能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与农业效益,并让土地确权最终得以自由流通,当初设置红线的目标自可实现。(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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