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房价上涨的原因时，柏文喜认为主要是三个因素，第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倒逼，让其以各种方式消解了“国五条”对房价的压力。从结果看，目前只有北京市一个城市在执行20%的交易税规定，其他城市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规避。第二，从长期因素来看，决定房价因素主要还是供求问题。他认为，中国基本实现了一个家庭有一套住宅居住的状态，但房产持有不均衡，经常是有房子的人持有两套到三套以上，没房子的人、刚需一族仍然是规模巨大，而且城镇化的趋势让刚需一族保持了比较坚定的市场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中城市集中，还是让刚性需求有较大的市场，另外，改善性的需求也有较大的市场。第三，中国房价还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房价受中国货币发行量的影响，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又受制于西方主要货币发行量的影响，在西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人民币要保持资金不外流，也被迫采取相应的量化宽松的政策，这样会导致大量的人民币释放出来，进入货币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上涨。房产作为中国人持有的财富里面最主要的价值形式，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价格当然不会下降，而且还会上涨。

美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芮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同样提到了“空调”说，“从现在情况看，房价还会涨，新的‘国五条’，如果能强硬实施坚持好长一段时间的落实，还要有各地政府坚定的落实，肯定能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关键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刘芮东认为，从总体来看，调控是没有打在房地产的“七寸”上，只靠行政上的对策与方法，肯定会造成“屡调屡高、屡高屡调”的现状。

中国旅游地产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王路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则用了调侃方式婉转地提醒政府一直在商品房市场调控方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目前这些计划性措施，实际上反而起到了让房地产开发商卖出更高价格的作用。”他认为，是政府用错误的计划性调控手段对待相对市场化的房地产商品住宅交易市场，但在关键的土地供应市场上没有限价，土地供应规模也没有放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销售价格人为限底，银根又持续紧缩，反而加剧了供应短缺，限价变成了刚性涨价。

刚刚过去的4月，CRIC监测的十大重点城市中，除了杭州和武汉的成交面积环比出现10%以内的小幅增长，其余8个城市环比全线下跌，平均跌幅达3成以上。其中下跌幅度最高的四位为广州、成都、北京和上海，跌幅依次为61.06%、55.89%、47.52%和40.64%。可见，在经历了3月赶末班车式的集中释放后，十大重点城市的交易量在4月出现了一波明显的集体回落。CRIC认为，这种回落是市场在3月爆发式的增长以后一个正常的回调，而不是像外界想象中新政见效的产物。数据显示，十大重点城市中除了北京、广州和成都3个城市外，其余7个城市4月的交易量均高于该城市2012年的年均水平。

CRIC研究中心认为，本轮以“国五条”为标准的调控正面临失效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