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是农民“一窝蜂”地进城，而是农民理性地有选择进城的过程。在重庆，有近6成农民选择转户进入小城镇，很多人表示，大中城市的居住环境固然比小城镇整洁、方便，但居住成本也比小城镇高很多。在城里吃饭贵、看病贵、住房贵，连喝口水都要花钱，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没有足够的钱买房，肯定不愿搬到主城或区县城。

重庆开县中和镇白果村农民谭爱平全家3口人今年4月都转户到镇上，他给记者算了笔账：“我在中和镇上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这样就把家安顿下来了。家里的土地距镇上不到1公里，我们虽然成了城里人，平时仍然可以种粮、种菜，基本口粮不愁。如果转户到开县县城居住，单是买个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就要20多万元，而且日常的生活开支更大，人生地不熟。这样算下来，转户到县城还是划不来。”

农民自主转户进城的分布格局，给政府城镇化政策以启示：以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优先选择，使中小城市、小城镇成为吸纳农民的主要载体，在财政投入、土地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方面给予倾斜。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让转户农民在城镇“留得住，容得下、过得好”，就必须不断加快小城镇、中小城市产业发展，提高吸纳就业能力;同时完善其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增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服务能力，使人们能过得方便、舒服。

巨大成本会不会带来改革风险?

钱从哪里来?这是困扰诸多民生改革的难题。在户籍改革中，每年大量农民转户进城，要使他们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需要巨大投入。而解决户改成本难题，关键要巧妙设计，政策引导，让政府、企业、“新市民”等社会各方共同分担，让巨额改革成本“化整为零”。

对转户“新市民”而言，核心要义是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使土地增值收益侧重于解决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一方面通过改革征地制度，调整现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农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另一方面是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在农民自愿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使农民耕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实现市场化变现。

对企业而言，应强化其依法承担转户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成本的意识。按照规定，在农民工转户后，养老、医疗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将提高，这些成本花费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而政府则应承担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农民工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其转户后，并不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大的冲击，农民工转户后社会保障待遇的提高，由政府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就业培训、保障性住房建设、学校配套等方面加大投入，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应有之义。

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探索，政府也可以调整目前土地出让金用途分配，将一定比例土地出让收益专项用于农村转移人口的保障性支出，以弥补“新市民”公共支出的短板。

专家认为，户籍改革的成本投入，从时间上看，并非一次性投入，而是有着10年至20年的分摊期，相当部分成本不需要即期支付。例如，在城市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养老和医疗是支出大头，但从目前来看，主要转户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大规模资金需求会在20年以后发生，不会形成当期的资金压力。如果制度设计完善，农民转户规模平稳，不会产生大的改革风险。（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