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让城镇化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须加快体制改革，进一步清除阻碍我国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不合理的政策安排，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基于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方面，以增强城镇承载和集聚人口的能力。

同时，应采取新的激励政策，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向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因此，应改革干部考核机制，鼓励各级政府围绕农民转市民、人口流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工作，积极健康地推进城镇发展。

通过培育和发展能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我国人多地少，用于推进城镇化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这种国情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集约化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实现城镇绿色、低碳、集约发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已到了以培育和发展城市群推进城镇化的阶段。

从现在起，应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等城市为重点，在全国初步形成若干个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城市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区域壁垒和行政割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无障碍高效流动，形成区域内和区域外相衔接的一体化市场。在培育和发展城市群的同时，也要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应把距离城市群较远、无法受到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的地级城市以及腹地较大、人口较多的县级市培育和发展成区域中心城市，强化这些城市的功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科学建设产业园区，不断增强这些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和产业集聚能力。

另外，还要科学协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对于无法与城市群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关联发展的小城镇，各级政府要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权力，给他们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这些小城镇像大中城市一样发展，一样对外来人口有吸引力。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从限制农民进城转向鼓励支持农民进城。从长期目标看，我国要实现城镇化深度推进，就必须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思路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迁徙的可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身份转换。

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发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应最大化。首先要从“以大管小”转向以大带小。今后，要通过改革不断弱化城市行政级别，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均衡用于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方面，特别在资金配置、行政许可、财税政策等方面，要考虑和照顾中小城市(镇)的发展需要。

其中，大城市要打破行政壁垒，按照区域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的思路，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向周边中小城市(镇)延伸，形成以大带小的效应;中小城市(镇)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与大城市实现对接，在区域空间上与大城市形成梯级功能结构，为人口迁徙和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此外，为了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还应积极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应改革土地征占用办法，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的行为，严格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并使不同类型的土地交易都按市场规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