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人员估计，通过高额的土地差价，农民至少损失了30万亿的土地收益。还有学者经过测算后得出的结果显示，如果农民能够在土地交易中具有决定权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将至少增加30%。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就曾指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其中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

不仅如此，现行的土地制度还成了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集中化的障碍。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甚远。比如美国大约有3亿人口，但仅有400万左右的农民，平均每个农民的供养人口超过75人。相比之下，中国有13.4亿人口，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却有3亿多，平均每个农民仅供养不到5个人。以此推算，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

造成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有很多，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分散化的土地经营模式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即使这些年来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但鉴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全和执行成本较高，我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依然比较低下。

有的人担心，如果允许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后，中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现象，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会流离失所，进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是陈旧的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已经基本上不合时宜。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日益壮大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巨大的吸纳能力，而不断扩张的城镇规模又成为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有效容纳器。这一点已经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只要政策得当，允许农民将土地推向市场化，就不但能够实现农民更高的土地收益，还能够有力地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半拉子”城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