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五条”细则陆续出台并开始执行，“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但各地的土地市场却依然火爆。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走圈地老路？土地红利如何健康释放？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打破土地财政

《中国企业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预计今年上半年将要出台，你认为方案的出台对现有土地市场格局会造成哪些影响？

赵晓：要落实新型城镇化的“新”，关键是要打破“土地财政”。目前中国财政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财政过重依赖于非税收入，特别是卖地收入是一个大头，卖地收入加上随后房地产开发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占到很多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

能不能突破“土地财政”的怪圈，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这也是新一届领导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大挑战。

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尤其要实行预算民主，给地方政府预算施加有效外部硬约束；二是要构建完备的地方税收体系。

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短期内这两个突破都很难。也就是说，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恐怕还会落入“房地产化”，还是旧模式的城镇化。近期，很多大开发商疯狂拿地造成“地王”频现，就是旧模式的持续。

但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要让进城人员“生活”在城市里，而不是只“务工”在城市里。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要适当降下来，这样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才可能安居乐业。否则，旧模式城镇化的持续可能会削弱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指望以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的良好愿望也可能因此落空。

《中国企业报》：城镇化浪潮下，不少地方掀起新一轮征地运动，近期央企再掀抢地潮。城镇化如何避免沦为新一轮圈地运动？

赵晓：新型城镇化从提出到现在也就半年的时间，要在半年内马上转变城镇化推进的模式，估计不太现实。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城镇化还难以避免圈地运动的嫌疑。

要避免地方政府圈地的冲动，必须要有两个外部约束：

一个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另一个是要尊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土地产权，不能大笔一挥就开始圈地。要在农村土地确权赋能的基础上，让农民也参与到土地征收的谈判和博弈中。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尊重农民意愿应该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健康释放土地红利

《中国企业报》：在目前土地乱象状态下，城镇化规划获批后，土地红利如何健康释放？

赵晓：首先，我们要明确过去的三十年，土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主要归功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制度红利，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了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二是全球化红利，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三是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红利，特别是近十年来，城市化进城加快，房地产经济贡献巨大。

当然，如果当前土地红利依旧是房地产红利，就还是老模式的土地红利。这可能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仍摆脱不了投资依赖，经济失衡加剧，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会加大；二是社会收入差距得不到改善，社会稳定性受到威胁。（来源：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