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城镇化

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南方日报：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你有哪些建言？

厉以宁：统计口径的不同，呈现出来的差异很大。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我们需要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到位。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但现有体制决定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即约1.58亿农民工。原因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一些农民工虽然已是城镇常住人口，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并没有把他们当城里人对待。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所以城镇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中国合适的城镇化率应是多少？

厉以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80%-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将意味着13亿人口中至少有9亿-10亿人要进城，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所以说，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并且想避免，但这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中国城镇化应做怎样的路径选择？

厉以宁：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现在还都是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不仅吸引了农民前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

同时，城镇化不仅是个单纯盖楼的问题，它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还有社会保障一体化。这样的话，农村新社区渐渐就成立了社区组织，村的机构就不要了，叫新社区。新社区一开始也可能叫农民新社区，但最后“农民”两个字要取消的，因为城乡社会保障都一体化了，户籍制度将来由二元的变成一元的了，所以叫新社区就行了。这样中国的城市就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居民可以务农务林，也可以从事养殖。不要用职业划分，只要把身份取消，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