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费，就能管用吗？上海私家车牌拍卖费飙升至８万，北京城区内停车费成倍上涨，然而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４００万辆升至５００多万辆，仅仅用了２年左右时间。提高收费并不能阻止国人对汽车的追捧，以及随之带来的拥堵和污染。
“事实证明，收费式治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施杰委员说，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燃油税、车船税、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部分城市再征收拥堵费，给人感觉好像总在老百姓身上求解药。
事实上，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政策的引导、参与者的文明程度等等，都加大了“堵城”之困。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陷入一个收费怪圈：限制或收费——短暂缓解——需求猛增——供给不足——更多限制或收费。”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表示。
杨建忠代表认为，这样的“收费思维”，凸显了一些城市管理者面临“本领恐慌”的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价格杠杆”，可能比“行政限令”效果更好。如果滥用，就可能在公共管理上捉襟见肘。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在面对城市拥堵、高房价、城市污染等一些都市病时，政府应该从管理上下功夫，如果管理部门总是用收费来解决问题，不仅加重群众负担，也是一种缺乏智慧和能力的“懒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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